丁：你父亲这一代，学者教授很多，最出名还是你父亲。
周：所谓出名，就是他恰好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全国最好的高校。至于学术水平有多高，至少在北京大学那个环境下，他没有好好做学术，不断参加运动。
丁：你父亲的学术专长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但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却是他主编的《世界通史》。
周：好像是1961年，周扬主持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工作，历史组翦伯赞是组长，父亲是几个副组长之一。当时国家不需要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深入研究，需要给大学生提供一套世界史教科书，于是抽几个人来编。父亲曾留美，英文没有问题，编这个书至少英语得过关，所以抽了他和吴于廑等人，吴也是留美的。这个书被用了不少年。
丁：到“文化大革命”后还用呢。那时候也没有别的教材。再早是翻译了一套苏联的《世界通史》，中国的《世界通史》基本上是把人家的东西浓缩一下。
周：对，肯定不会有自己个人独创的思想，对世界史应持什么观点，苏联已经做出榜样了，就照猫画虎来吧。
邢：这个通史成为高教部指定的教材。上世纪60年代初，周扬提出搞一套文科教材，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形态。
（丁：当时搞出这么一套教材，全国各高校都要学。）
周：是偶然成就了他的名气，当时父亲找了吴于廑，吴于廑名气比他小，实际上主要的工作是吴于廑承担的。后来父亲跟我说，他一直愧对吴先生，就因为他的名字排在了吴于廑前面。吴于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和父亲同岁，曾与他几乎同时在美国留学。
邢：在世界史领域，你父亲主要是撰写亚洲史。
周：对，除了英文，他还会日文。
丁：你父亲在学术上是怎么被胡适看中的？
周：胡适跟祖父周叔弢有些互相借阅、交换藏书这方面的来往。我在父亲的检查里看到过，说胡适跟自己家的长辈过去是有交往的。
胡适对于当时中国大学文科毕业生中的苗子都比较注意。傅斯年是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头，也注意看应届毕业生里有没有值得引进到所里的人。我见到过的文字是1946年前后傅斯年给胡适的信，提到有个周一良，从美国学成快回来了，这个人得抓住，别让其他单位弄走，给他一个教授当也值得。2009年我去了一次台北，2011年9月初又去了一次台北，看当年中研院的档案和傅斯年的私人档案，找出我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写给傅斯年的信，但傅斯年的回信没有全部保留下来。他把正式文函寄给我父亲了，底稿有的留着，有的没留，所以不完全。只能推测，傅斯年对父亲很器重，希望他来。父亲1939年去美国留学，用的钱是燕京大学提供的，燕京大学每年资助一名中国文史学科的学生到哈佛读博士。当时已经形成惯例，哪儿派出去的，回来就到哪儿服务，除非派出单位不要你了。所以他还是先回燕京，在燕京待了一年多。由于欣赏他的洪煨莲在美国，而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对他不是很器重，也不给他分房子。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只能住在天津祖父家。我哥哥是1939年生的，父母出国后，一直留在祖父身边长大。父亲一直住在单身宿舍，想和太太、俩孩子在燕大校园团聚，但燕大迟迟不给房，于是他生气跳槽就到了清华。按说，他跳槽应该首选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他觉得1936年到1937年在史语所那一年是最高兴的，也是最能施展其学术能力的一年。可能是带着老婆孩子到南方不方便吧，于是他联系了清华。清华历史系马上就要了他，许诺给他一座小楼住。所以，他1946年11月从美国回来后，在燕京教了两学期，1947年年底就到了清华，把我们都接来了，他一直在清华待到院系调整。
丁：1949年以后，他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早入党的，和你祖父有没有关系？
周：我觉得有。我祖父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历史上没有过任何与共产党对立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也愿意跟新政权合作。清华其实比北京市早解放了几乎一年，1948年北京西郊已经是解放军的天下了。在国民党军队撤走、解放军还没进学校时，清华组织学生巡逻队护校，夜间巡逻全校，包括住宅区。全校教授每家都准备茶水夜宵之类，让巡逻队进屋休息。我爸爸有一本房客签名簿，但凡来客都请留名，上面还有艾知生、朱镕基巡逻到家的签名。那会儿清华积极要求革命的教授没有我父亲。当时是周培源、钱伟长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东奔西跑，喜形于色。我有一个最小的叔叔，当时是清华物理系学生，作为目击者，亲口给我讲了周培源、钱伟长兴奋的样子。当时多数人是忐忑不安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都保持低调。我父亲在考虑自己走不走。后来他决定不走。我祖父给他寄了一些钱，说政权刚交替，生活会有一些困难，给他一些钱应急。他不走是肯定的。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也不在国民党抢救的范围之内，不会给他飞机票。他“海归”刚回来两年，年资和名声显然不够。能拿到傅斯年提供的机票的都是比他大十多岁的上一代人，是他的老师。
他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共产党视野？我也试图作一些了解。现我所知的，一个是谢泳给我的1955年的高教部文件，清华北大知识分子调查报告，里头直接点名说周一良年纪比较轻，历史清白，愿意靠近共产党，是培养对象。说明那会儿他的言论和行动被认为是积极靠近共产党的。在这之前，他怎么开始接受新政府的现实；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怎么成为共产党眼里的进步知识分子、培养发展对象，中间过程他从没跟我亲口说过，我也没看到其他文字材料。只有他一个学生跟我说，周先生自己检查时说过，一开始对共产党认识不深，有恐惧心理，觉得他那样的家庭，那样的人，不知共产党来了还能不能让他接着教书。若丢了教书的饭碗，他得准备去蹬三轮。在检讨会上这样说，属于交心。其他再具体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来了。其实那时清华北大教授、高级知识分子，肯定是各有各的担忧或期望，可是我始终没能看到更多的具体材料。
丁：他在学术转换方面有过什么困难吗？他的转换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周：我后来看了他的思想汇报，说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组织让干啥就干啥。需要亚洲史，而且要亚洲近现代史，跟魏晋南北朝完全不搭界，但既然是组织需要，那就干。至少是从50年代开始，他就这样了。直到晚年，他还坚持说，新中国史学比民国史学高明之处，就是有了辩证唯物主义，1949年他年轻，接受新鲜事物不像老年人抵触那么大。
邢：周一良是哪一年入的党？
周：1956年成为预备党员，常规应该是一年转正，结果1957年反右当中，好朋友丁则良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很悲痛，跑去绕棺一周，还哭，被认为立场不坚定，一年到期没给转正，这给他一个很大的警告。到1958年年初转了正，实际已经是破例了。
丁：你父亲不但入了党，还当过北大历史系副主任，是不是他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呢？
周：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行政能力的。他在清华历史系早就当过一届系主任，1950年到1951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他就是清华历史系的系主任。他是带着主任的头衔到北大来的。清华的传统跟现在美国的传统一样，系主任是一个给权威们跑腿的差事，很多教授不爱干，所以你一届，我一届，轮着干，没有连任的。
邢：你父亲进入“梁效”以后，你们家族里的人怎么看？
周：明眼人都知道这事风险大，但跟他说，他听不进去。多数亲戚看他的积极性挺高的，就不说了。只有一个人正式跟他说了，就是我的大姑父宁致远。宁致远是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也代任过副部长。他对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是很清楚的。他作为我祖父周叔弢的女婿，祖父周叔弢到北京来，北京所有儿子、女儿都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不去，只让姑姑带着我的表弟表妹去。宁致远和在北京周家的内弟内妹之间来往不多，一般都是这些兄弟姐妹上他家。可是这次，姑父宁致远亲自跑到北大来，跟我父亲单独见面，就说了四个字：急流勇退。我爸没听懂。这是“梁效”最红的时候。
邢：“急流勇退”还听不懂？
周：或者是听懂了，决定不接受。宁致远一直为中共做地下工作，在延安也待过，经历过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跑到姑姑家，问现在共产党整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姑姑说，你不知道，延安时比这会儿还厉害呢。这都是姑姑跟我说的。姑父从来不说这些，跟自己的孩子也不说，不写任何回忆录。我后来对他儿子说，你爸应该写点回忆录，他有很丰富的经历。他说，我爸说不写，什么都不留下。可能是伤了心，地下党很多人后来处境不好。
丁：打倒“四人帮”后，你父亲走了背字，亲戚们对他怎么样？
周：祖父周叔弢的10个儿女有五六个党员，九叔比较年轻，说大哥这一步是在浑水里蹚了一次，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为他担心。至于公开表示划清界限的，倒没有。
他被审查两年多。“梁效”活动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效”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邢：他直接跟江青打过交道吗？对江青印象如何？
周：这个他守口如瓶。我想单独谈话肯定是有的。作为文史方面的顾问，江青如果忽然想到一个什么事，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打电话或者见面，都不排除。这几个老教授随叫随到，谈些历史典故什么的，但他在检查里也没说哪天跟江青谈过什么话。
他检查里说，曾经觉得江青这个人，堂堂领导，说话这么随便，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好伺候，但是马上就提醒自己，不应该这么背后评论人家。
（摘自《小谈往事》，中信出版社2013 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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