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中华民族最出类拔萃的一批人，有胆识，有才华，有接受新思潮的智慧，有对中国救亡之道的深刻思考。从曾妈妈和她战友的身上，我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岳母曾志于1926年入党，第二年就赶上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湖南则是“马日事变”中对共产党员的凶残大屠杀。她参加过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保卫黄洋界、大柏地决战、古田会议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原型”——这些人的理念、追求、操守以及个性中的共性，即使在后来的和平生活中，也一直保持原先的样子。时移事易，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然是与时俱进了，不过，略做回溯也会给今天的人们很多启发。
老照片
头一次看到的曾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是她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的留影，我还听说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的相片被当做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照片中的她天生丽质，一副出自书香门第淑女的气度。看看这幅照片再想想她所处的环境，令人震撼也引人浮想。
照片上，曾妈妈的青春靓丽与当下花季时尚少女别无二致，衣着发型也够时髦。如今的年轻人在物质繁荣的氛围中各有追求，其中也不乏热血青年，但死神的阴影毕竟离他们很遥远。而70年前的这位美丽少女，却自愿选择一条血雨腥风的道路，其间巨大的反差难道仅是由于时代相错，一者生于乱世，一者恭逢盛世吗?
那时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有时敌人由前门冲进来，她翻过后墙脱逸。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被俘，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二十多岁时的曾妈妈比不少同龄人似乎更加成熟，智勇双全。她曾身揣双枪飘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也曾在国民党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分析天下大势，即使被怀疑也拿她无可奈何，根据是“只有共产党才这么能干”……
1928年的湘南赤潮中，曾妈妈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全身包红。当我听到这个传说时，笑着对陶斯亮说：“不论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曾妈妈都够‘酷’的!”
我见到曾妈妈时，激扬澎湃的岁月已成为过去。曾妈妈又经历了“文革”的丧夫之痛，以及协助胡耀邦为全国重点冤假错案平反的巨大操劳，她已满头银发，身体羸瘦，却神清气闲，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
不等价
1983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曾妈妈对我说：“理由，你有时间吗?跟我去招待所后面的工地看看。”黄昏散步是曾妈妈的习惯。这阵子，她住的四合院，因为老房子装修翻新，就和家人临时安顿在招待所。
我和曾妈妈走出招待所，沿万寿路向北走去。暮霭渐渐降临，眼前的景色也变得荒寂。我们走到一片菜地前，她向前一指，说：“你看那里在盖房子!”我跟着她踏过田埂，经过几座荒芜的坟头，看到矗立着几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低矮的四层楼，简单的砖混结构。至此，我仍猜不透老人家的意思。
曾妈妈笑着说：“我问过了，这是中办搞的。这里离亮亮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想把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过来。你也可以把作协给你的房子换到这里。你看好吗?”
我恍然大悟。当时陶斯亮是空军总院的医生，这里的确离她上班的地点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来分钟。而我此前也曾向曾妈妈表示，我是文人习性，不惯于人多热闹。看来曾妈妈把我的话也当回事。但这是一桩多么不对等的交换啊!
回看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作协给我的房子比万寿路要方便。再说，曾妈妈的四合院和单元楼又怎么比呀?那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东向紫禁城，离天安门只有举步之遥。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待遇。
我能理解曾妈妈的思路。她一向替别人着想，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心清似水，净无杂尘。时值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她有刻意走向平凡的深思。出于对岳母大人的尊重，也出自我喜欢清静，对这桩稳亏不赚的交换当即达成共识。我踩着田埂说：“这个主意很好哇!”
但这次换房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长久。几年后，陶斯亮调至中央统战部工作，上班路途遥迢，反倒离原来的南长街只隔一个街口。而我也去了南方，面对新的环境。曾妈妈在万寿路长住下来，安之若素，其间中办请她搬至好一点儿的楼区也被她婉拒了。
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中顾委被认为权倾一时，但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支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使然。这么一来，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上世纪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
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二十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我和亮亮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
曾妈妈已是古稀之年，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纸半张
曾妈妈晚年的风韵曾被许多人描述过。业余诗人说“岁月沧桑没有抹去她年轻时的妩媚”，专业诗人说她“纤柔秀丽，优雅脱俗”。不过，试图从家居布置中找到与她气质相协的审美情趣将很失望，真是乏善可陈。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印子，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想到，应该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亮亮告诉我，那样结果一定是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桌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桌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岂止半块桌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两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两个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不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在笑吟吟的婉谢之余只差一句话：谁要送礼就跟谁急!
工资袋
我少年丧父，青年丧母，那时经济环境不太好，我一直为自己未能尽孝而内疚。与曾妈妈相处后，按照中国的传统，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也想藉此作为心理补偿。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亮亮听了已哽咽难言。我理解医生的压力，也心怀救母之切，镇静下来对医生说：“这位老人很坚强，她一定会配合治疗，请医生尽其所能。”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而我在南方的工作处于胶着状态，便开始了北京与南方往而复返的不尽航程，每次都拖着整箱辅助化疗的进口物品。为了方便看曾妈妈，我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见了曾妈妈第一句话是问她想吃什么，然后就和司机去找餐厅等着厨师烹饪。然而，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六十多位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感慨万千。这些年去过许多国家，对信仰的理解多了一些角度。在西方人看来，信仰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当有人问到你的信仰时，最害怕的回答就是没信仰，对方将一脸茫然。只要你说出不论什么信仰，就给对方提供一个框架，就会轻松地与你沟通。曾妈妈真把信仰当作她安顿灵魂的地方了。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曾妈妈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我想：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著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显庄严。
（摘自《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和母亲曾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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