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喊我下楼，说余杭塘河边有个小贩在卖紫砂壶，还有一些好看的花瓶。于是我不紧不慢地把一个脸谱形状的书签夹进一本书里，又蹭到镜前胡乱抓了一把头发，穿双拖鞋，踱下楼去。大概是过于慢了，妈妈又折回小区花园来迎我，远远地站在那儿挥手。
我妈妈最大的好处，在于她经历了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后能够极快地融入当下的生活节奏和消费习惯，一副被平反后的地主家小姐的派头。大概这跟她祖上是山东某地道台有点关联吧。假如遇上别人起了头，她也会和其他长辈一样念及当年的艰难，但那叙述的口吻完全是应酬式的，大有一种奔向新时代之后一往无前的达观。
对她这样一个参与营造了这座城市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的市井楷模、社区明星，我常常肃然起敬，虽然其影响力仅限于某街道或片区，但那热情是很燃烧的。一个人的生命力究竟有多旺盛？油田可以勘探，而我母亲体内的蕴藏却实难探底。
那是几年前了，我还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正窝在机房里剪一条片子，剪不断，理还乱。姐姐打来了电话，口气绝望： “你那个老妈呀，饭也不烧了，外甥也不接了，跟几个老姐妹在江滨公园敲腰鼓，红红的嘴唇哦红红的胭脂……”
我正忙于工作，于是巴望着能尽快结束这个电话： “以前又不是没敲过，大惊小怪的！”
“问题是她敲完了，还舍不得回来，戴个假睫毛，招摇过市！”显然姐姐的情绪有点激动，一半为了假睫毛，一半为了我的不以为然。
“大家都戴了吧？随她去嘛，有什么办法？”“妖怪，妖怪，你们都是妖怪！”电话挂了。这种公案一年总要受理个七八回，反正我那位母亲跟那位姐姐一起住在离杭州一个小时车程外的老家桐庐。让太监去急好了，天高皇后远，对此类投诉，我形同信访局的接线员，最多也就报以几声无关痛痒的批注：
“腰扭了啊，你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她说叫演出就叫演出嘛，有什么好理论的？”
“社区怎么了？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啊，人生处处是舞台！”
“好啊下乡，倒贴点饭钱，路费有什么不可以嘛，这叫精神馈赠，光荣啊！”
“妖怪，妖怪，你们都是妖怪！”在这种情况下，姐姐的词汇总是显得有些单薄。
随着女儿朵朵的到来，我那隔岸观火的清惬日子也就结束了。母亲着实出让了几年大好的光阴，在她鞠躬尽瘁的看护下朵朵长势喜人，很快就进了幼儿园。于是乎，母亲的“蕴藏”又充盈了起来。
有回晚饭后，我扔下碗筷正欲避进书房，母亲一把拉住了我，满脸诚恳：“你知道杭州有个地方叫黄龙洞吗？”明知故问，她很清楚我在黄龙洞旁念过几年艺校。我选择单刀直入： “是的，很多人在那里唱戏，你也可以去唱。”
母亲的眼神顿时变得柔和接至祥和起来。是的，相比大女儿，这小女儿要善解人意得多。“我想买个音响……”母亲道出了她的想法。
“买！”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后发现，不对啊，音响已经有了啊，话筒也是齐全的。然而，已经受到鼓舞的母亲紧接着说：“我认识的那几个老姐妹可是，人人有个音响啊，那东西拎到哪儿就唱到哪儿，真叫个方便。现在的人，真有办法！”
拎到哪儿唱到哪儿？整天拎个移动喇叭，放下就开唱，形同卖唱。呀，这如何是好？风水轮流转，现在做皇后的是姐姐，我成了那个上访的人，她心平气和地说：“你才知道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稍安，勿躁，事情还多着呢！”老姐一副过来人什么没见过的架势，而且听不到丝毫同情。
我是息事宁人的人，可这件事我寻思着忍一忍也未必就能过得去，只得到母亲跟前，眼巴巴地规劝了一番：“姆妈，你说你整天拎着一个喇叭多不方便，杭州的公交车又挤，再说，再说我总觉得这跟卖唱没什么两样，何况你这样年纪，也不大合适……”
母亲听后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一脸孤标，大约是嗔怪我境界太低：“卖唱？那叫演出！” 客观地说，母亲的越剧“演出”水平在业余选手中绝对是了得的，天生了一把没心没肺的好嗓子，以至于每次接电话，人们总是会把她六十岁以上的声音误认为是家中的小闺女。尤其是那支《焚稿》，哦，就是《红楼梦》中黛玉吐血而亡的那一段，凄凄惨惨戚戚的，果然动人，假如不看脸相的话。跟《红楼梦》沾边的事体我都没得说，家里人都知道我从小到大翻烂了好几套。但凭母亲的嗓音实力，社区一枝花的称号确是当得起的。然而，有些事情可以鼓励，有些事情绝对鼓励不得，我错就错在把实话实说了出去。母亲一听我的评价，声音立刻哽咽起来，仿佛他乡遇知音，因激动而更显迟缓和清晰，并时常伴有短暂的停顿：
“其实，平时，我也不大高兴跟你们讲的。其实，人家都说，菊兰啊，你唱得好啊，怎么就唱得那么好呢？我说，哎，你看我们家，小女儿吧，第一年写诗就写了一本，还出了书；我呢，一开口，大家就说好啊，怎么就那么好呢！”
哎呦呦，还扯上我。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情何以堪？
于是我终于学会了谨言慎语，不该接茬的再不接茬。比如母亲一边洗碗，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杭州电视台即将举行“明珠杯越剧大擂台”的赛事活动，一边又探出身来跟我闲话：“杭州台，你总认识的吧？”
“不熟。”
“哦，你是浙江台。对了，浙江卫视有个《戏迷擂台》……”
这一刻，我必须保持冷静加冷漠的态势，必须心不在焉，必须心有旁骛，必须将眼神巧妙地平移，而且脚步的节奏必须跟上去，必须闪出她的视线，然后，必须扣准时机躲出门去，从此假装没有听说过，而且绝无再听一遍的兴趣。我可以为母亲的演出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配备，服装，道具，假睫毛，总之母亲大人想怎么演出就怎么演出，但我本人从形式到内容就不必参与了。有受人委托，向电视台的朋友求情，帮着说过好话的；有替某特产打过包装盒，再加俩拎手带的；但实在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 “喏，你看，那细瘦个儿的是俺母亲，能不能帮伊折腾个名次？”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花瓶，以及能引起我兴趣的器物，普普通通一个中年男子，摆了一个地摊而已。路灯下围了一些人，问的多买的少。但这小贩很会捕捉人心，说自己是开了一家门店的，只是坐在店里头一会儿天黑了， 一会儿天又黑了，守着反倒没生意，不如出来和大家聊聊天。以此说明他的货品来路清明，只是商道难行，买卖不易，再说，这样送货上门，也给街坊们行个方便。假如是在前几年，兴许我又会叮叮当当搬一堆回去，而今家里可悠游的空间实在已不多。象征性地，俯下身，我捏起了一个深褐色的小紫砂壶。它伏在我的掌心里，圆润、敦厚，通体无字，却也惹人怜惜。问了价钱，一百三，比想象中要贵点，于是放下。可马上另有一名男子接手过去杀价，已经降到一百了。虽不相干，但心里到底有些莫名地凌乱起来。正在那人犹豫的间隙，母亲重新拿起它：“八十！成交！”说着，她就管自己往盒子里装。那男子朝母亲稀奇古怪地看了一眼，一点脾气都没有的样子。
（摘自《流水》，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版，定价：1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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