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简单的心
她在超市门口卖糖炒栗子。
好几次，我经过，她都站在摊位里，忙碌地招呼顾客。
有一回，我买她的栗子，瞥见她靠在一旁的拐杖，我再看她的腿，这才发现，她有些残疾。
她的拐杖，靠着墙。拐杖头是皮革制的，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海绵。我见过许多类似的拐杖，只不过她的不同，她的拐杖头上蒙着一个布套。
“也许是夏天汗多，包着布，就能经常拆下来换洗？”她殷勤地给我装栗子，而我正琢磨她的拐杖。
几天后，我在公交车上碰到她，她撑着拐杖。
她穿一件水红色的衬衫，领子处垂下两根飘带，在胸前打成一个蝴蝶结。
我看着她，总觉得她有哪里很特别，我再仔仔细细打量她，这才发现，她拐杖头上的布套是水红色的。
今天，我去超市，特地经过她的摊位，她的拐杖仍靠在一旁。
今天，她穿一件豆沙色的上衣；今天，她拐杖上的布套是豆沙色。
她正给一个顾客称斤两，脸冲着我微笑，有人对她说：“大姐，给我半斤糖炒栗子。”她“哎”了一声，嘴上答应着。手也没停，从电子秤上拿下装满栗子的纸袋递给前一个顾客，收钱、找钱，动作流畅。
我说：“我也来半斤吧。”
我于灯下，捻着一粒冷却的栗子，又想起她的拐杖。
现在这个时间，她快睡了吧。
睡之前，也许她要做个面膜，也许只是拿吃剩的黄瓜擦擦脸，她会准备好明天摆摊要带的东西，明天要穿的衣服，相同颜色的布套，明早起来就要给拐杖套上。
当她躺下来，安心入睡，她精心导演并亲自出演的一天已经落下帷幕，而明天，她还会一丝不苟于每个细节，用她认为美的方式，她有好多美的秘密，那拐杖也不过是其中之一。
人生总在告别
1996年，我读高三。临近高考，为放松，班里组织了一场毕业晚会。
我们聚集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舞厅，彩色球形灯在头顶亮起，同学们一个个走上台表演节目。
一个男生说：“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就给大家念首诗吧。”
“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但是我很感谢，他笑得真好。”
显然，男生有备而来，朗诵完《一笑》，他向控制音乐的同学使了个眼色，瞬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充斥整个房间。男生说，快要分别了，再见也许再也不见，只希望十几年后，大家想到彼此时，还有“一笑”般温暖的记忆。
如果说此前我们还在嘻嘻哈哈，《送别》歌毕，我们集体沉默，进入了将要离别的伤感情境。再然后，不知谁先开始，我们渐渐哭成一片——那一天也成了我心中的毕业纪念日。
我没和那男生说过话，毕业后，他和大多数同学，我也真的再也没见。
后来，我在一本白话诗选中翻到《一笑》，“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如在耳边，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与离别相关的惆怅。
这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但很快就要离开。两年的朝夕相处，我和学生们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亲密无间，如何说再见，我想了很久。
一天，上完课，我对学生们说，我要走了，并复制了高中毕业时的那一幕：“我也许不会再见着微笑的你们，但是我很感谢，你们笑得真好。”我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送别》潺潺流出，学生们跟着我唱，“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女生掏出纸巾按住眼睛。
过了不久，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发现桌子上有一个玻璃瓶，瓶子里装满五角星，每个五角星打开都是一张纸条。其中，一个孩子写道：杨老师，真舍不得你走，道一声再见，再见也许再也不见。
我有些难受，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我们总在告别人生的某个段落，总在告别一度同行的人。
想起以上两件往事，我正在朋友父亲的葬礼现场。
满眼是花圈、鲜花和挽联，如果说有什么特别，那便是来吊唁的人，大多头发花白、风度翩翩——朋友父亲是个人缘很好的科学家。
葬礼还没开始，人们聚在走廊下。
我站在一角，听老人们叙旧。
有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与朋友父亲一起上大学时的情景；有人提起30年前曾与朋友父亲合作一个项目，“七人小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
我对着手中的生平简介，判断他们曾出现在逝者的哪个人生段落；我仔细捕捉他们的语言，听得最多的是“好久没见”——既是和彼此，也是和逝者之间的寒暄。
哀乐起，听司仪指挥，我和众人鱼贯而入，献花、鞠躬、与亲属握手，刚才还聊着的老人们此刻脸色肃穆，满眼是泪。
“张大姐！”我步出吊唁厅，见一位拄着单拐的老者向穿深蓝毛衣的同龄女士招呼道。
“小李！”女士神色悲怆，此时却又有些惊喜。
“来送送老佟。”老者道，老佟即是朋友父亲。
“还能最后看老佟一眼，”女士叹息，“老齐、老江，我连送都没送，再见就再也没见。”
记忆的阀门被撞开，自己曾经历的一幕幕生离与眼前的死别交错、集聚。
这是人生吗？
我们一再告别生命中的某个段落，告别一度同行的人，道着再见。
我们在目光中远行，又目送他人离去，最终都等来彻底的告别，在这个世上，再也不见。
“张大姐，我送送你。”老者在我前面，撑着拐。“好，下次再见还不知什么时候呢！说不定是你来‘送’我。”女士感慨道。
哭声、哀乐在我身后继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关于人生关于离别，我竟无端有些苍茫感。
认识最久的人
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彻底失去联系。
有时候，我会想起他，在百度上搜他的名字，无奈，名字太普通，如潮信息中，我总分辨不出哪条是他的。
我们失散五六年了。
一日，我收到一封邮件，他发来的。说来传奇，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我写的文章，其中一个细节只有我俩知道，于是，他认定那个笔名后藏着一位故人，他再百度那笔名，找到我的邮箱。
然后，我们发现竟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市：再然后，两个人穿越半个城，在暴雨天约着见面。在彼此生命里，我们都曾出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失散，大概是太赶着去未来，大概是身边的人太多，无暇刻意留住谁和谁的友情；“有一天，我拨你的手机，发现停机了，这才发觉很久没有联系了。”他说。我挠挠头，“我也是。”
分别时，我们相约不会再轻慢对方，一个人感慨：“在这个城市里，你是我认识最久的人。”另一个人心里有点酸。
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联系方式都在，只是她都不用了。
比如电话，从来都关机，比如QQ，头像永远不亮，就这么一去三年。
这个夏天，一个晚上，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私信，只有四个字：“是我，蔷薇。”蔷薇也不是她的真名，是当年学校论坛上，她的ID。我迅速点击鼠标关注她，我想起2004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围着一张大圆桌，隔着一堆人，我把ID和真人一一对上后，惊喜地喊着“蔷薇”、“蔷薇”，还频繁冲她举杯。
第二天，在一间幽静的茶馆，我们鸡一嘴鸭一嘴把这些年发生的事交代了个遍。她突然放下筷子，她说，她离婚了，早在三年前。
玉容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人间蒸发，刚想安慰，她却挥挥手，“那段时间，我有点自闭，现在走出来了，要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找回来。”她眨眨眼，给我看手机里新男友的照片。
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联系方式十年没变，可我总疏于联系。大学时，我们是彼此的影子，毕业后，她回家乡，我去异乡。起初，我们通电话就是几个小时；渐渐地，过年过节群发短信时，对着通讯录，我才意识到她还在。
其实，一年总有一次，我回老家会象征性地约她，但我的老家和她所在的城市隔着几小时的车程，我们约了又约失约再失约，几个小时拖了八年。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是谁？我第一反应想到她。
又有一天，午睡，白黑甜的梦乡醒来，我拍着床板，突然觉得她会答应，她还在我身下的铺位。
再回老家，我们再约，时间、地点再一次难以调度，她说：“要是太忙就下次吧。”
“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是谁？”
“要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找回来。”
我想，别下次了：转身去了长途车站。
来回七个小时，相处的时间不到五个小时。五个小时里，我忙着见过她的丈夫、儿子，在她亲戚开的饭馆里吃饭，听她说才带完的高三，一切都平静、琐碎得像昨天才分开。
直至临别，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只剩我们两个人相对，我没来由地说：“这辈子，我除了我老公就只有你。”她静了一会儿，应：“我老公听说你要来，换了好几件衬衫，他知道你对我很重要……”
那天，于归途，我短信她：“从未失去，却总感觉又把你找回来。”
当是时，皖南一片烟雨，大巴穿行在层峦叠嶂间，我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翠绿变成墨绿。
我想起写在杂志上的旧事，与旧事相关的故人，“在这个城市里，你是我认识最久的人”——他的感慨。
我想起蔷薇，想起许许多多，在一路狂奔，一门心思往前奔的日子里，我不知不觉丢了，当时当地丢了也不以为意的朋友们。
年轻时，我们深信一期一会，用“滚石不生苔”、“随缘”解释一切不够珍惜的行为。
渐渐地，生活稳定，总有一个瞬间，我们想看看来时路，却没有参照物；想回忆自己最初的样子，可共语者无二三，连自己都有些迟疑。
于是，那些丢掉的老友、陈年的情谊成为维持内心平静、稳定的针剂；找到他们、被他们找到，就像回归一种原本我们就属于其中的秩序，又温暖、又心酸；念旧、恋旧、怀旧，把“旧”圈在身边，越旧、越久，就越踏实、越安全。
大巴在山区曲曲折折、兜兜转转，我打开手机，更新微博：“要像燕子衔泥般，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找回来。”
少顷，有人回：“可惜，我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把老朋友们一个一个丢掉了。”
呵，关于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做着类似的事吧。
（摘自《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3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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