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十年前，亦即1998年，国内某著名学府百年校庆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女儿任以都托人给该校历史系一位负责人捎话，说她是该系校友，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不料对方听了，问：“任以都是谁？”答曰：“陈衡哲女儿。”又问：“陈衡哲是谁？”话已至此，又复何言？
堂堂北大历史系人物竟不知道有过陈衡哲这个人。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官派留美女生，又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北大任教），她创作了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她的女儿任以都，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天工开物》全文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却最终未能参加上母校百年校庆，这既是她的遗憾，怕也让这所学校汗颜吧！
一提起陈衡哲，似乎总免不了提胡适，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和陈衡哲、任鸿隽三个人几乎是绑在一起流传的呢？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之间竟然可以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关系，就连陈衡哲的女儿都觉得“难免绘声绘色、以讹传讹”了，任以都还说过：“……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可谓坦诚。
当然，感情的东西，虽说模糊难以界定，但有的终归是有的，没有的话，再如何传说，也是泾渭分明，纯如黑白。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胡适，陈衡哲不是一样传奇和勇毅？她早早地喊出了锋利的声音：永远不要在狂吠的恶犬面前示弱。你得保持镇静和勇气，仿佛你是它们的女王，那么危险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于陈衡哲和任鸿隽的相识，陈衡哲记忆深刻：“我的认识任君，是在1916年的夏天；但早在1915年的冬天，他因要求我写文章（那年他是《留美学生季刊》的总编辑），已经开始和我通过信了。”
当陈衡哲漂泊向美国时，她所称呼的“任君”任鸿隽已经在美国就学一年了，且成了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1916年，对于任鸿隽来说，非同寻常。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正是在这里，他与老友胡适相遇。也是在这一年，他见到心仪一生的女性：莎菲。是的，他是这样称呼陈衡哲的。
他们因为文字结缘。莎菲的一首诗让他生出一股冲动，想见见她。
懵懂的陈衡哲到了美国就学后，她开始试着了解当地留学生的状况，有两件革新事引起了她的关注：一是胡适之先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二是任鸿隽提倡的科学救国运动。据说当时任鸿隽就读的学校距离陈衡哲就读的瓦萨女子大学坐火车只需要三个小时。
作为《留美学生季刊》的主编，从接到陈衡哲以“莎菲”为笔名的第一篇文章，他就认定这是个文学天才。两人从此开始通信，经常约稿、撰稿、互相论稿。有一次，他正与胡适之、杨杏佛等人发奋作诗，忽然接到了莎菲寄来的诗句：“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我看到这首诗，喜欢得了不得，学着化学家倍随留斯的话，说：我在新大陆发现了一个新诗人。”
此时的陈衡哲在瓦萨大学专修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他们见面后，任鸿隽邀请她参加科学社，她曾为难地说自己不是学科学的，但他依然热情坚持，说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她也就加入了。
而在另一个文化革新事件中，她则显得更为主动。胡适曾在文中指出陈衡哲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最早的同志”。他们也是因文字相识，当时任鸿隽曾把陈衡哲那首《月》给胡适看，误导胡说是他所写。胡适直接点出：“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难怪到很晚时期了，胡适的弟子历史学家唐德刚一再坚持说，陈衡哲就是胡适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梁启超说：“‘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间不识不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足见陈衡哲在文学上对于胡适的影响力。由此也就难免引起两人之间的情感火花大猜测。
当然，捷足先登者是任鸿隽。1916年的相见，让他难以自拔。“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定终身之约焉。”1920年回国后，任、陈二人结婚。
1916年,胡适在推行“新文学运动”中遭遇的和寡困惑。他渴望支持者，渴望能走进他内心的倾听者和互动者。也就是从这首诗后，他开始与他的“莎菲”通信——未曾谋面，信件却颇为频繁。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记道：“五（个）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
五个月时间，胡适给陈衡哲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正常了。谁曾想到，这位新文学运动的祭酒加旗手，在锋芒初露时就先对一位“学妹”举手了。不过，唐德刚说，这两人虽通信频繁，但都不算情书，只是如鲁迅与许广平初期通信内容“芝麻绿豆”。
1917年4月7日，27岁的陈衡哲迎来了一次重要的约会。唐德刚说当时的她“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在普济布施村，任鸿隽陪胡适来访陈衡哲。这是陈衡哲第一次与胡适相会，也是他们在美国唯一的一次。从此，奠定了“三个朋友”的绝对关系。
1919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在芝加哥度过了最后一个异国的圣诞节，于次年夏回国，像胡适一样，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任。陈衡哲在校教授历史专业，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学女教授。没多久，她与任鸿隽在南京订婚，胡适参加了他们的订婚礼，并赋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祝贺。
那年夏天，陈衡哲怀孕待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职的胡适寄诗给任鸿隽夫妇：
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
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
后来得知陈衡哲生下一女，胡适在南京重登当年参加两人订婚礼的鸡鸣寺，欣然赋诗：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
这首诗里隐藏着几多情感密码。在上一首赠诗里，曾有“荷花荷叶”字样，陈衡哲的长女乳名后来就取为“咏荷”。而在前一年，胡适也喜得千金，也就是他所谓的“姐妹花”，他为之取名“素斐”。好听是好听，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英文音译而来，原来的读音就是“莎菲”。
唐德刚说，胡适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字，但是他却为自己的女儿取洋名。有人说，或许是因为江冬秀不懂英文，否则此事可能会生些枝节。“素斐”——“莎菲”——“Sophia”，怪只怪陈衡哲之前的笔名一直用“莎菲”。
但在现实中，任鸿隽、陈衡哲、胡适之间的三人世界似乎从未受过什么风雨隔断。
其间，三人鱼雁频繁，聚会不断，而且陈衡哲给胡适的信中也不乏这样的句子：“少了一个你，晚霞的颜色就太媚了，晨星就笑得太可爱了，寒林的疏影也不愿在月光之下作态了。”“我们梦了过去又梦未来，游了沧海大陆，重还去寻那曲涧幽壑。这三天的快乐，当时不觉心足，及后自思，何时方能再续？”“像明珠一样，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但她的称呼依然是“我们的朋友”。
1924年10月，陈衡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故事写女研究生洛绮思的情感问题，男主人公瓦德与洛绮思相爱三年之后，宣告订婚，但洛绮思害怕婚后养儿育女会妨碍她的学问事业，便提出解除婚约。瓦德尊重绮思的意见，答应解除他们的婚约，但他们的情感是否就此戛然而止呢？
此文发表一年后，任鸿隽夫妇闻知素斐因病夭折，为安慰胡适，请胡适做他们次女“以书”的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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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9日，距离75岁还差41天的任鸿隽突发脑溢血在上海病逝，71岁的陈衡哲悲痛万分，她能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三个朋友”中的胡适。此时，胡适在海峡对面，政治相隔，断了联系。就连女儿任以都亦被阻隔在了美国，无法回来奔丧行孝。陈衡哲设法与任以都通信，督促她及时联系胡适，告知对方父亲去世的消息，当时用的暗语，称呼胡适为“赫贞江上的老伯”（赫贞江即为纽约赫德逊河，胡适曾在那里留学，并以此自称给任鸿隽写信）。胡适接信并回复时，已经是隔年了，他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
胡适还在文中热切关心任鸿隽的“手抄的自传稿子”：“他的自传不知已写成了多少？约有多少字？”表示自己希望能尽快看到老友的自传。
胡适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可惜的是，一两个月后（1962年2月24日），72岁的胡适在台湾主持“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猝发而逝世。那一年，72岁的陈衡哲正克服眼疾，写作悼念任鸿隽的文章——《任叔永不朽》。
1974年初春，长女任以都终于有机会回国，母女团聚，感慨万千，遗憾的是父亲任鸿隽已经离世。
两年后，陈衡哲因患肺炎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86岁。她无意间创下的诸多第一纪录，可能永远无法被人打破了，而她的一生，已经远远超出了“标本”意义。但她带不走的是，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例如“我们三个朋友”。
忽然想起了才女杨绛提到的一件事，1949年，储安平在家宴请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他已离婚，家无主妇，便预邀阿季做陪客，帮他招待女宾，请杨绛作陪。当晚锺书出差，不能陪杨绛作客，刘大杰在主人向陈衡哲介绍杨绛时顿足说：“咳，今晚钱锺书不能来太可惜了，他们可真是才子佳人啊！”杨绛自忖当不起“佳人”之称，觉得话也不该这么说，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
此“陈先生”正是比她大23岁的陈衡哲。
（摘自《一生恰如三月花：民国女子别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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