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锵锵三人行”为身为学者的许子东提供了越界的机缘，思想几经起伏，许子东意识到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是尽“公民责任”。同时也深刻警示人们：网络时代不一定享有自由，并且要警惕我们习惯于支持多数的“优越感”。）
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是“公民责任”
作为大学老师，作为学者做电视，我的原则有这么几个：我要越界的话，第一个条件要先做好本分工作。如果我要追求自己的职称，要在学术界追求自己的位置，那我就会想好这辈子自己要做什么东西，不依靠在外面的言论，不用在外面说的话来增加自己的学术成绩，否则的话，我会变得非常奇怪。第二重要的是，当我离开自己的领域，去发表言论，甚至现在变成文字，就不是作为一个教授，甚至也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只是去尽公民的责任，我所有的意见都只是作为一个纳税人提出的，我有这个说话的权利。我交税了，国家足球拿了资助了，我看球了感觉郁闷，我不能说一句话？国家有很多钱，高铁撞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坐高铁的，我们不能说话？非得教授才能说话？开玩笑。所以我想得非常清楚了，我一越界就是公民，我只尽公民的本分，所以还是本分。人要做本分的人，我想，越界最重要的是看清楚这条界，你先得承认有这条界，界内和界外，两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行规，有不同的游戏规则，有不同的职业伦理和道德，而后者不是我的职业，不是我的饭碗，只是我作为老百姓来说话的地方。这样来处理的话，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了。
越界问题其实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那么这个界是怎么形成的？想一想20世纪30年代，想一想五四运动的时候，鲁迅在《申报》上的“自由谈”，那不就是大众传媒领域吗？那个时候大作家林语堂、胡适、鲁迅……没有一个人说在报纸写文章了，我这个就是越界了，就离开了我的本位了。鲁迅在大学里面教书，但是照样在《申报》上写“自由谈”，就是一个专栏，稿费是那个时候最高的，十块银洋一千字。所以曾经有一个阶段，不要说苏东坡的时候，就是现代文学——我研究的那个阶段，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研究发现，鲁迅文章旁边就有花露水的广告，就有一些商店一些图画，全部都可以找到当时历史的途径，要是今天的研究大师、学者就觉得，我耻于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我一定要纯粹地在一个地方发表我的看法，未免太过了，还是要回到历史语境。
普通公民的界在哪里
一个读书人要是对公共事务不发表任何意见，说严重一点是不负责任。补充一点，保持沉默也是发表意见的一种途径。这不是狡辩，保持沉默不代表没有看法。那么你有想法不发表出来，或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保持沉默也是越界的一种表示。
通常讲越界，我们都在讲是从学者到传媒；其实不管做学者，还是做传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越界，我们都得面对一些界限或者说禁忌，这是我越界言论的第二个意思，甚至可能是更大的意思。这个界是什么呢？至少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碰到意识形态管理的界，有很多事情不能讲。我们国家这些年，像陈晓明教授讲的，正在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大社会小政府的过程转变，我们的界比以前宽得很多了，大家必须看到这个社会的巨大发展，但这个界还是存在的，我们每天都在碰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更需要慎重对待的是我们主流民意的界，我们主流民意总是说，穷人比富人好，老百姓比做官的好，这些看上去非常对的主流民意恰恰是我们要挑战的。比如说，方正县砸日本碑事件，我们三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在商量怎么讲？我们具体分析这个事情一定会被网民骂，但还是要讲，这不是挑战主流民意吗？做电视最怕的就是一出去就在媚俗媚世，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事情；而且更糟糕的事情是用这个媚俗媚世，为你在业内谋好处。其实越界不仅是越行业的界，还是在越无形当中的意识形态之界，主流意识形态不等于官方意识形态，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民意的界，作为读书人，天职就是要怀疑、要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幅漫画，讲一个作家请一个批评家吃饭，吃完饭以后作家就脱了裤子翘起屁股，批评家用力打，为什么？当时出现一个情况：越批越红，作家挨批就出名，白桦出名、戴厚英出名、沙叶新出名……所以那个时候作家都等着挨批，我自己写小说的时候就等着人来批，但没人批我。后来终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当局发现了不行，因为这个社会有逆反心态，本来这个东西也不怎么样，只要一批它就红，不能批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现在的说法叫作家有自由，出版守纪律。换句话说，关卡在出版社、电视台,卡在报社，现在不批判作家了，不管思想了，但是要防止把你的思想变成影响公众的言论。所以现在的管理方法改变，我自己觉得这多少是个进步，因为管思想是家规，管行为是国法。这是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一个重要转变。
这个越界问题大家不要以为网络时代就没有。大家有个幻觉，以为书有很多审查，电影有很多审查，报纸有很多审查，以为网络很自由，一上网什么都能点。那边有什么贪官、二奶，这边有校车事故，而且随便你点，还能随便发言。我们在网络上享受空前的自由，但是绝对不是没有管理。网上有很多管理，比如博客，什么博客被推荐，都有人管理的。博客给大家很多的自由，同学们空前幸福。弗洛伊德以前说每个人都有欲望创作，直到每个人死去为止，人类一直会有艺术。他这个话直到有了网络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以前写作可能只能放抽屉里，现在每个人至少能发表给你的两三个铁杆粉丝好友看，这个欲望就真的可以很容易地实现，但是你以为发一个博客就能置顶啊，什么博客在前面什么博客在后面是怎么决定的？开玩笑。
要警惕习惯支持多数的优越感
我们怎么怀疑、挑战主流民意，这个才是我要讲的越界的关键。网络的意识形态大致有三个规律，比方说现在网络上有一件事情，两辆车撞了。大家知道最近交通事故多发，很多事情一撞就撞出来：“我爸是李刚”、小悦悦、动车事故……中国最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是由交通事故显示的。而假设网上出现一个新闻：两辆车撞了，如果其中一辆是宝马，一辆是手扶拖拉机，你们帮谁呀？帮手扶拖拉机，因为一旦冲突双方一个是穷人、一个富人，我们肯定帮穷人。
还有，如果现在有一件事情在网上发生了大争论，比如江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换妻的案件，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事情本来是没有明确看法的。但是你要对这个事情明确表态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有讨论了，参加讨论的时候就先不自己投票，先察看结果，然后一看支持前面一项的百分之七八十，支持后面一项的百分之十几，那你就会支持那个多数的。我们的社会是由很多关系组成的，大家知道有穷富关系，有官民关系，有男女关系，有多跟少的关系，有中外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在三个最基本的关系里面，除非有特别情况，否则我们价值观的倾向都是偏重于在穷富之间帮穷人，在官民关系当中帮老百姓，在多少之间支持多数，对不对？在中国人里面，多数是有一个自然的优越感的。
我举几个稍微有点过了的例子。东北有一个钢厂是国企，要卖给北京的一个公司，结果工人就起来反对，把北京公司派到那个钢厂要收购的经理打死了，打死以后，还放鞭炮庆祝。我正好要做这期节目，这个节目是非常敏感的，关于主流民意。所以我做节目的时候非常简单，我首先讲我非常同情工人，我也做过工人，我讲了很多工人在现在国有企业被管理阶层收买过程当中，也就是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的过程当中，工人利益大量受损。工人受损是绝对值得同情的，但问题是把人打死了而且还放鞭炮就过分了，我的态度是这样。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就放字幕了，就结束了，之后就在当天我收到上千条的回帖，就是发在凤凰网上指责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工人有力量，这个经理已经把他这辈子、上辈子、下辈子的钱都花完了，他拿着一百万工资给他烧纸钱吧。有的直接跟我说：许老师，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放鞭炮吗？我们是庆祝共和国的新生……就这样一大串地上来，这叫主流民意，这样的主流民意我们得要警惕。
我再举个例子，有一个巴蜀烈女邓玉娇，是在宜昌还是什么地方，她是一个女孩子，有三个官员跑去洗脚，要她提供特殊服务，她说她不做这一行。然后三个官员拿钱，据说是拿钱拍在她的脸上，“你不就是要钱嘛”，结果这个小女生身上有把修脚刀（后经警方证实是水果刀——本刊注），“唰唰”把人给捅了，死了人，是吧？这个“唰唰”是我加出来的，我武打片看多了。但这件事情一出来呢，网络上一片同情这个女生。这件事情大家想想，如果那三个人不是官员而是普通人，如果他们也是民工，三个民工的话，这件事情就没有这样一面倒的舆论对不对？当然我仔细想想这件事情也是够腐败的。官员去嫖也就罢了，还集体行为，这个集体行为背后就包含了将来有更大的贪腐，这就是大家愤怒的原因。所有这些愤怒我都同情，我都非常赞成，可是最后当地的法院判出来说她是防卫过当，无罪释放。这个我就又看呆掉了，防卫过当你可以轻判嘛，就算误伤，但是至少也是条人命啊，就算他是极坏的坏人。我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我们主流的网络民意有时候不尽合理。至少我作为一个读书人会看到让我惊讶的地方。当然了，这里边更大的问题不是民意而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司法制度是依法治国，但这个时候法律就变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个手段。那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人犯了什么罪碰到一个情况那就不杀不行？“文革”当中我最清楚地记得判刑的公告下面都有一句话：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一个人唱《沙家浜》唱错了，最后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成了法律判刑的依据，这个非常非常危险，这个就说明法律是可以调节的。
（摘自《有可奉告1》，新星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2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