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赋诗，一直是件十分雅致的事。李白在一篇文章里，就谈到了诗和酒的这种浪漫邂逅。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摆开筵席，坐在花间，飞杯换盏，酣醉月下。酒，恰到好处，写诗作文，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李白倡议，“不有佳作，何申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春夜宴桃李园序》）
酒为诗之媒，诗为酒之兴。可见，酒对文人雅士的重要。
相传，一个名叫仪狄的人酿出了中国第一杯酒。酒成之后，进献给大禹，大禹喝后，感觉畅美不可言。于是感慨道，“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战国策·魏策二》）后世必定有喝酒把国家给喝没的。大禹的预言一点没错。夏、商末期，桀、纣都大造酒池肉林，最终导致帝国的覆灭。酒，不约而同地成了亡国的催化剂。
周朝初年，周公颁布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禁酒令——《酒诰》，告诫诸侯勿饮酒，祭祀除外。然而，一纸禁令并没有阻挡酒的流行。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生动地展现了周朝的无酒不欢。“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好酒既成，饮酒很谐美。钟鼓等音乐设施都摆好了，大家举杯相敬，一杯复一杯。等到酒的作用完全发挥，人们的行为，便突破了礼的界限。醉了之后，“舍其坐迁，屡舞僊僊”。宾客们不再遵守坐礼，摇摇晃晃，像跳舞的神仙。
孔子是一个十分爱美食的人。《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了孔子的饮食习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饭食要尽可能精，鱼肉要切得尽可能细。食品“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吃饭不仅讲究色香味俱佳，烹饪也要求恰到好处。今天日本人吃饭，量不求多，但须雅致。这点小资味道，想必受益于孔子不少。
唯独对于酒，孔子的要求很简单，“唯酒无量，不及乱”。没有限量，可以尽情畅饮。只是对于盛酒的“觚”，孔子很在意。觚，腹部和足部都有棱角。当时人们只重酒，不重杯，觚已经有些走样了。《雍也篇》记载，有一天，孔子端着酒杯，很感伤地说：“觚不觚，觚哉！觚哉！”酒杯不像酒杯，酒杯啊，酒杯。此时的孔夫子，像是在感慨酒杯，又像是在感慨自己。一个多好的酒杯，盛满了美酒，却生在一个无人会品酒的时代，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悲哀。
汉代“独尊儒术”后，孔子华丽转身，或者说，“被”华丽转身。孔子从一个情感细腻的理想主义者，成了让人仰慕的圣人。关于孔子，关于酒，也便有了很多的传说。这时的孔子不再挑剔饮食，不再追求量少而雅致。孔子在饮食方面也显示出了领袖风范。饮酒上，人们开始琢磨“唯酒无量”的“量”，究竟是多大量。研究结果是，“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也就是说文王的酒量是一千钟，而孔子可以喝掉一百觚的酒。
在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国人的推理能力。“唯酒无量”之所以成了“百觚”之量，是因为大家相信，孔圣人，无所不圣，胃也得是大胃王级别。就像孔融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里，吹嘘祖先时所说：“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尧能喝，孔子也能喝，否则就不能封王成圣。喝酒的量和读书的量一样，是衡量孔子是否能成圣的关键。
王充是个例外，他在一片盲目吹捧中，保留了一份难得的真诚。他在《论衡》里写道，“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孔子如果真能喝百觚，他的胸腔当如野人一般大。这种传说，对孔子是明褒实贬。王充算是说了一句实在话。
关于孔子的传说，大多如他能豪饮一般荒诞。孔子死后，诸多儒家书籍将一些非人类能办到的事情，通通归结到了这位生前十分恓惶的孔夫子身上。出签算卦，未卜先知，孔子无一不能。甚至有儒书感慨，“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抱朴子内篇·辨向》）。孔子甚至知道夏禹到春秋时期，还没有去世，就秘密修起了夏禹的大道。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每个人都宣称知道真相，真相往往成了奢侈品。当每个人都宣称了解孔子，孔子反而成了历史上最寂寞的人。
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定要弄清楚孔子和酒，重回《论语》，也许更有意义。对于饮酒，孔子坦诚地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
这句话，对理解真实的孔子十分重要。结合孔子的经历，我尝试着将其翻译如下：政治理想不被君主接纳，出外服侍公卿的理想无由实现。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只有一个残疾的长兄在，又到哪里享受回家孝敬父兄的快乐？埋葬母亲时，连父亲葬在哪里都不知道，丧事怎能不是勉强为之。理想高崇，却没有机会为君主尽忠；一生宣讲仁德，却无机会为父母尽孝。除了喝酒，还能做些什么呢？不得已而醉，“为酒所困”，这是孔子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什么是为酒所困？我愿意这样理解。人忧伤时，就让自己困在酒里吧。让温热的酒，慢慢入喉，来治疗心中的烦闷和忧愁。独自一人时，就端起酒杯吧。在无人理解的寂寞中，酒往往成了唯一的知音。在酒中，可以暂时忘记伤心事，不必计较“今夕是何年”。世间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不痛快，都随着一点略带痛感的酒，消散了。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纯粹的苦难不是悲剧，只有面对苦难，敢于抗争并失败了，才是悲剧。如果这种理论是真的话，那么孔子的这种“为酒所困”，实在有种悲剧的意味。孔子时代，强国欺辱弱国，战乱不已，百姓安全毫无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孔子自东至西，自南至北，匍匐救之”（《韩诗外传》），却又无一点效果。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时，黑暗还是黑暗。《约翰福音》里耶稣说，“光来到世间，而人们宁爱黑暗，而不爱光”，孔子如果听见耶稣这句话，一定会端着酒杯，频频点头。
社会黑暗，人如蝼蚁。有心救国，苦无门路。这种复杂的无力感，哪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呢？在孔子身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放弃理想，学会麻木吗？为理想所困，继续挣扎吗？每个人都会去思考这个人生之间。无疑，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越有志向的人，越容易咀嚼到生命的苦味。
孔子的不同在于，孔子的生命历程，有苦味，但并不苦情。他永远都有一群学生相伴。所以，即便是在险恶的旅途，遭到司马向魋的追杀，遭到匡人的围捕，孔子仍然“游乎缁帷之林，休坐杏坛之上”，听“弟子读书”，自己“弦歌鼓琴”（《庄子·渔父》）。在困境中，快乐不改，宋儒称这种境界为“孔颜乐处”。
一个人领会到了“孔颜乐处”，所谓的人生悲剧也就不会显得那么悲凉。在困境中，也就不会放肆感情，任由感性主宰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即便无限量地喝酒，仍可“不及乱”。可以听到，厄于陈蔡，孔子和乐的琴瑟之声依然不绝于耳。酒和歌，能够帮助孔子调理身心，看淡命运的无情。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经历过那么多风霜，孔子能活到73岁的高寿，和孔子有节制的放松，是分不开的。
这是孔子的养生本领。事实上，孔子对于包括喝酒在内的事情，一直保持着这种淡定和从容。《论语》记载，在外买的酒、街上买的肉，孔子不吃。即使没有好酒，没有好饭，孔子枕着胳膊睡一觉，也会觉得很快乐。与乡人饮酒，拄杖的老人先迈出房门，孔子才会走出来。《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的“载号载呶” （有的号叫，有的嚷）的酒后丑态，孔子从来都没有过。孔子的饮酒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国人。小酌不醉，最好是达到微醺的境界。酒后失态，借酒撒疯，从来为文人雅士所鄙视。可以说，周公使酒具有了宗教价值，而孔子赋予了酒以人文气息。
关于酒，白居易的一首小诗很能打动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一个黄昏的傍晚，天空阴霾，几个人围坐在火炉旁，烤着新制的酒，边说边笑。很寒冷，也很温暖。
我相信，在飘着雪花的夜晚，在曲阜，在孔子居住的阙里，或在周游的路上，心情不好时的孔子一定邀请过颜回、子路，“能饮一杯无”？此时，时间似乎融化了，烦恼似乎静止了，耳边只有沙沙的雪花落地的声音。
不为酒困，让酒服从于和谐的内心。虽然生活有困难，理想有挫折，但心中没有悲情，没有顾影自怜。借着一点点酒力，笑对冬风，笑对四季无常，也笑对这个颠倒的人间。
能饮一杯无？翻阅《论语》，你难道没有听到孔子真诚的邀请？
（摘自《孔二先生——孔子的平凡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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