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的“另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大多数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由西南联大培养的。

    抗战史研究历来侧重“敌后战场”，兼及“正面战场”，简而言之也就是“战”的一页；而对于战时为“建国”而不懈努力的教育，则着墨不多。以至许多年前，西南联大虽曾为学界关注，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却也似乎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西南联大只是“卓然独立”的特例。

    后来读到金以林的《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始知西南联大这一奇迹的诞生并非偶然，乃是战时教育结出的硕果之一。

    据《战时教育政策》，抗战之初，国民党即提出“抗战”、“建国”并重的纲领，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环境和实现民族复兴，对原有教育政策、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教育部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为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1938年3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上任不久即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再次肯定“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强调“各级学校之课程……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同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抗战建国纲领，明确战时教育政策不仅要符合抗战需要，更应为战后建国复兴打下良好基础。

    诸多数据显示，这一战时教育政策及相应的教育体制，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八年抗战期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胜利时的141所，在校教师数量增加48%，学生数量几乎翻番；1939年，教育部以“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为由，增设大学研究所，至1944年，大学研究所由1936年的22所35个学部，增至49所87个学部，研究生人数由75人猛增至422人；在基础教育方面，首次创办国立中学，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的中学生就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中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对流亡的贫困学生实行“贷金制”，后改为“公费制”，有统计显示，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128000余人之多，此项费用几乎超出全部教育文化经费的二分之一；规定教师同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待遇，并制定了一系列补助办法……

    不止于此，对沦陷区的教育，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为防止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制定了《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设置教育指导区，甚至派遣督导员赴沦陷区从事秘密的战区教育工作；制定了《津贴沦陷区中学校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服务的中小学教师予以补助；制定了《游击区各省市保送及选送高中毕业生升往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等……

    翻译家傅惟慈在《千里负笈记》中，就提及“一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正是这位“地下工作者”为作者安排了投奔大后方的路线：

    先是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在新乡换车乘一条支线去沁阳（旧怀庆府）。在火车到达终点前一小站下车。找车站上一位某姓工作人员。他会带我到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接应我，为我办手续，安排下一段行程，给我开路条，换钱（把敌伪区使用的储备券换成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再找一个向导。从此步行向南大约走两百里路，穿过伪军把守的炮楼，走过一段兵匪不分的三不管地带就到了黄河边……

    这些镜头串起来仿佛就是抗日题材的谍战片，但其主角却只是一个普通的流亡学生！

    读着傅老这篇《千里负笈记》，我顿然明白，八年抗战的历史其实还有极其辉煌的“另一页”，那就是我们民族书写的教育史上的奇迹，而西南联大只是这一奇迹中的一个闪光点。

    遗憾的是，迄今能够看到的还只是这页历史的零星碎片……可歌可泣！

    201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