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

    王元化：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看过王先生张先生结婚照的人，都会被张先生的美震住，我很想听听王先生讲讲他们当年的爱情。但听来听去，王先生的个人史似乎也都是大写的，所以，面对王先生，谁都不会有八卦心态。有一回，我去美国，他让我带书给他一位美国朋友。我当时一定是有些轻浮地说了句，是女孩吗？王先生正色道，一位教授。

    常常想，王先生这一代人的感情生活大概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比较次要的，所以，他留下了那么多著作，但却没有一本完整的自传。我们感到遗憾，但王先生一定认为，他是作为思想家留在历史里的。

    一直以来，王先生客厅里的话题都是家国大事，他知道我写点专栏文章，常常也说，《信报》上倒一直看到你的文章。不过只有一次，他表扬了我，就是那篇《悼三峡》，他认为是有关怀的文章。而他自己，在瑞金医院的最后时光里，还在不断地发表新的思考成果。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已经不愿意进食，单靠营养液维持。我跟他说起不久前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他和林毓生先生的对话，在网上被到处转载，他就显出高兴的样子。而当时的他，就算说一个单词，也需要积聚力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给《文汇报》的陆灏打了个电话，询问他和林毓生先生的第二篇对话。据陆灏说，在这篇未能发表的谈话中，讲到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传承关系，几乎可以视为王先生的思想遗嘱。

    这篇遗嘱还没公开，王先生已经在汶川大地震到来前离开。好像当时没特别难过，因为心理上大家都准备了很久，但是抬头看到王先生引鲁迅的话写给我们的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还是无限黯然。

    这个春天走了这么多人，天堂从人间要走了一个又一个思想者，风风雨雨中，谁能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再次鼓励我们：“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多么怀念从前，春天的下午，王先生突然来了兴致，唱起以前教会学校的校歌，英文歌曲，我听不明白，他就一句一句解释；他问我在学校上什么课，我说莎士比亚，他就非常高兴，从哈姆雷特说到李尔王，讲亨利五世讲理查三世，说完柯勒律治的观点说他自己的，让我不停遗憾他如果能开一门莎学研究会多么不同；还有许许多多的快乐时光，我们结婚，他来新房坐，坐在靠椅里，吃了一身的花生壳，然后说，我比较喜欢吃花生。然后有人小声嘀咕，最喜欢的，当然是讲话喽。

    讲话，应该是王先生的最大爱好吧。病床上的他，不断地积攥力气，关心这个询问那个。他说得那么痛苦，医生明令，你们说，王先生听。他沮丧地躺下来，无助如同一个孩子，想起他最看重的尊严和自由，想起他从来没有服从过的命运，令人不得不觉得，最后的时刻来了。

    五月九日晚上十点四十分，没有亲朋好友的注视，王先生一个人走了。豹子独行，这是我们开解自己的话，豹子已无言，而我们可以接着做的是，把自己的那个“人”字写好。这是他和贾植芳先生都引以为傲的事。

    张中行：地下室里的张中行

    第一次见张中行先生，是在北京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下室里。那是一九八九的冬天，记忆中北京特别的冷，冰点以下。

    那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出头，每星期二换两部公交车到出版社去，帮着看点稿子。然后就在招待所住两夜，星期四一早再换两部车回北大的住处。他在《读书》上的连载已经引起读者的反响，所以推荐我去见他的朋友问我：你想见余永泽吗？见我没回过神，又说：就是张中行，不过你见他面可千万别提余永泽。

    我当然是提了，谁熬得住。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张先生在“未名四老”或者“燕园三老”里占着席位；我不学无术，亦不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只当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退休老编辑。再说了，当时年轻，年轻就有放肆的权力，所以，我竖子不可教地问上门去，《青春之歌》写的就是您吧？他淡然一笑，说，我不会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人生对世事，我会在下一部书里说清楚。下一部书正在写，叫做《顺生论》，我出了会寄给你。我并没有真的以为，他会记得把一部还没写完的书，寄给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所以，后来收到他自己包裹自己跑到邮局寄来的《顺生论》，我自己倒快忘了当时地下室的谈话。

    现在，张先生走了，媒体说他是布衣大师，仿佛他不应该是布衣，或者他自己不应该安于做个布衣。看新闻，张先生的葬礼也称得上隆重，但是，想起好多年前，他在地下室的那种安然自得，觉得还是“老编辑”这个身份适合他。虽然他的学问后来我也深有领教，不过，他那么深的学问，却从来不唬人。

    我还记得当年和他聊天，问过他一些作文技法之类的问题。张先生举自己的例子，当年顶头上司叶圣陶先生对他说：好的文章，你在这屋念，那屋的人听见了，不以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为你在说话，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说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张先生的学问和他的文章一样，谁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话讲人生的道理。他的学问我这里没资格谈，记得的是他朴素的人生教导，他说，老婆有四种：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的不多，不可忍的就离了，大多数人介于可过与可忍之间，他自己就是。

    后来在报上看到记者采访他，记者问他《顺生论》中提到的“利生”“避死”，何以为善？这与“贪生”“怕死”何异？他的回答很张中行：“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这不是什么软弱，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张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过。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任由嬉笑怒骂，他一直活在自己营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后来这间屋子庇护了多少天下同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想他的哲学是小民的哲学，至于你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

    但是，在这个利己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突然大力祭奠张中行，我总觉得有点可疑。要知道，他的小民哲学，对抗的是高调大我，而现在，G大调的青春之歌早就没人唱了，全是小小小民，祭起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黄裳：老头儿开会

    因为陈子善老师在师大，所以，常常有老头儿开会的场面。老头儿互相调侃，旧时光哗啦解冻，当年醉红颜，今朝忆青涩，哪里还有什么顾忌。老头儿说话比谁都生猛。

    黄裳作品讨论会上，一向坐主席台的官人们纷纷靠边坐。这边角落是头文字“总”的总裁、总编和总管，那边靠门的是一溜“长”结尾的局长、处长和科长，今天没他们说话的份儿。因为一线坐着邵燕祥、王充闾、郑重、黄宗江、李济生、谢蔚明，年纪一个比一个大，声音一个比一个响，那话儿，也一个比一个长。

    黄宗江先生开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座还有比我更老的老头，然后，忙不迭地抖料：当年容鼎昌跟我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他帮我起名“黄裳”，可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父亲给的名字好，就没用。没想到，容鼎昌马上将“黄裳”收作自己的笔名，一用六十年。

    本来，我猜黄宗江先生的意思是想一次性终结“黄裳艳说”，可是，比他更老的老头、还有四个月就九十岁的谢蔚明先生才不管，抢过话头：“黄裳”分明是“黄宗英的衣裳”，怎么成了你黄宗江的衣裳？我们台下坐的，多是荤人，也都愿意相信那是黄裳一片冰心在笔名，再说了，钱钟书赠送的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当事人黄裳也没反对啊。

    看老先生斗嘴实乃人生乐事，嘿，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说话比我们还孩子气。可是，真要觉得那是孩子气，就错了。听听老顽童黄永玉说了什么？永玉先生人是没到，但写了文章来，一开头就说：“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的’，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共产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听这些老头儿说话，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头儿活灵活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它既可以解释对甜姐儿的痴情，也可以解释他当右派时候，一声求饶都没有的苦熬。永玉先生说，“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黄裳先生是“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也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

    老僧没有来开会。他说，今天是公审我，我来做什么。公审状一箩筐，我听下来，结论有二：黄裳的散文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就像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黄裳本人是神，想想看，五十年前他不仅开过美军吉普车，居然还是坦克教练！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定是有一说一，不随时风飘摇，而且可以做到五十年不动摇。

    说五十年不动摇，证据就是《插图的故事》。这本书的序，写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二日。当时“编校甫定”，“罡风忽起”，书稿“从此压在箱底”。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黄先生重写《千秋绝艳》作为跋语，此书才得以出版。这恐怕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压箱底时间最久的一部书稿了。一放五十年而未改一字，足见其“不动摇”了。

    （摘自《永远和三秒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5.00元。本文摘选自书中《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和《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