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煤渣胡同2号院，目前的门牌是3号，位置在煤渣胡同北侧靠近东口的第二个院落。但这里说的是我记忆中的院落了，因为它的面貌早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964年时拆了四合院，建起了楼房，原本的院落根本没有一点旧迹可寻了。
北京城地理、民俗和市井风貌具有深厚内涵的代表是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名起自元代，而对胡同的命名，又多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从口耳相传到约定俗成，最终形诸文字，千百年来几经改朝换代，变化也很大，但不外乎以地形、景物、建筑、人物、市场、用品乃至事件等为依据，而“煤炸胡同”之得名却不知所取何义，居然也使用了数百年，至清末才改用同音的“煤渣胡同”之名。
煤渣胡同在明代为京城澄清坊所属。按当时的规制，北京全城分为三十六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下才是胡同。这种城市社会生活和居民管理一层层辖制的组织形式，显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水平都是极高的。千百年来基本延续至今，如城市分区县，区县下设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下统辖多少个居委会，此类的户籍制度，传承下来的，大体还是这个格局。
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煤渣胡同只有316米长、8米宽，东口开在米市大街，西口可望新东安市场，真正一条小胡同，而且依傍着王府井、帅府园。不论名称的大度与小气、文雅与粗俗，从哪个方面煤渣胡同似乎都无法与后者相比，但细作考究，还是胸中大有丘壑的。我小的时候，除胡同东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个西式两层楼房的建筑外，不长的胡同里全是典型的京式四合院，并且高台阶、大宅门的院落有好几个，清幽、静谧，远非现在的嘈杂、破败景象，衡诸旧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特点，煤渣胡同在清代绝对是富人贵人所居的高雅之地。而我们这个2号院，自南向北有四重院落，面阔进深，气度恢宏。
北京和平解放之时，煤渣胡同2号院是国民党在北平所办的英文《时事日报》社。当时按系统对口接管，《时事日报》社即由人民日报社接管，报社所接管的两个主要地方，还有王府井大街的国民党《华北日报》社。最初那里也是一片平房院落，地方比煤渣胡同的还大，因此作为报社的办公地，1952年建起了四层的南楼，1956年又盖了五层的北楼，长期作为中央党报办公的地方，直至“文革”后报社迁往东郊现址。那时盖的两栋楼即是现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好友商场等。煤渣胡同2号这个院落，则部分办公，部分为工作人员居家。
人民日报社于1949年初接管入住的煤渣胡同2号院，分为从南向北的四重院落。大门开在院落偏东，入门一座不算很大的影壁，东侧为传达室，里外三间房，西侧为一排南房，及一个东西向狭长的院子，再跨一门进入二进院，是气派规整的五开间北房和三开间东西厢房。从东侧过道绕过去，最初还有一道垂花门，仿佛大宅院里内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入内就是三进院，也是五开间的北房和三开间的东西厢房。再从东侧过道进入四进院，仍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和一排北房。在整栋院落的西侧，还有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的三个跨院；而整栋院落的东侧，还有一个礼堂，里面排列电影院中的折叠排椅，可容数百人开大会。
最开始煤渣胡同2号院的功能主要也是工作区，如二进院的北房是报社的图书馆和资料室，西厢房是采通部的通联科；三进院的北房是报社的大会议室；四进院的北房是采通部的办公室。报社主要负责人的家也在院里，如社长张磐石的家就在西侧第一个跨院；当时的副总编辑安岗家住在第三个跨院；中间的第二个跨院作为采通部负责人的办公室，安岗和时任采通部主任李庄等人在里边上班。到1950年1月，张磐石调往华北局工作，家也搬离此院，继任的社长范长江的家就住进了第一个跨院。
1952年后，随着报社在王府井楼房的建成，所有办公室陆续都迁往那里，煤渣胡同2号院遂成了报社的宿舍。因为这里离报社近，步行即可前往上班，房子也还好，所以报社主要负责人的家都在这里。如1952年调任报社总编辑的邓拓，住进了安岗已搬离的第三个跨院。当时撤消大区的报纸，胡绩伟、王揖分别从西北、东北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胡绩伟家住进了第二个跨院，王揖家住进第一个跨院，那时范长江同志已调国家科委工作并搬离煤渣胡同了。
应该就在那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为适应从办公改成居家的需要，煤渣胡同2号院做了一些施工变化，但完全无损于院落格局，如一二两进院落的墙拆除，成了一个大的四合院。二三两进院落的垂花门也拆除；原来作为图书馆和会议室的两座北房，有外挑突出的廊檐，房前还有粗大的圆柱，房子都做了展宽，内里分隔成南北朝向的十间房屋，分为两家居住。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父母一直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们一进城就工作和生活在煤渣胡同2号院，最初几年的事情，我因为太小而浑然不知，但有些事后来听父母讲过，就一直没有忘记。如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煤渣胡同2号院因为有大会议室和礼堂，所以成了报社搞运动的主要地方。在礼堂开全社大会，追问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所谓贪污问题，在一片“左”的氛围和革命激情的作用下，没问题的人也被迫搜索枯肠地作交代。而在大会议室开的编辑部人员会议，更是抓住某些人的生活问题，穷追不舍，连着开了8天会，惊动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亲自来到这里旁听会议并向大家作比较公允的说明和排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煤渣胡同2号院的记忆也慢慢多了起来，邓拓同志在院里住到1957年后，搬往遂安伯胡同，陈浚一家搬进了第三个跨院。记得那时的住户还有华君武、杜波、肖航、张潮、钟灵、肖风、凌建华、李何、牛健、钟立群等叔叔、伯伯家。我家较长时间住在二进院西厢房的三间房；北屋分隔成的十间房屋，西侧住着肖风家，东侧住着瞿秋白独女瞿独伊和李何一家。后来李何、瞿独伊家搬往遂安伯胡同，我们家搬到了北房，住房的朝向和面积都有了改善。而我们原来住的西厢房，则住进了由周总理文教秘书调到报社工作的康英阿姨一家。
那时的大院落，住着这么多家，关系非常和睦，因为父辈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孩子们年龄相仿则成了很好的玩伴，几乎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而且比起今天的生活状况，更感觉到那时人们生活能力的坚强。举个例子说，当时除去三个跨院各有厕所外，整个大院只在两进院的过道处有一个男女分开的公用厕所，我记得男厕所内只有两个蹲坑和两个小便池，这居然足够全院使用，没有人叫喊过如厕难。那时的房屋根本没有暖气设备，家家户户过冬都烧煤炉，取暖烧水都靠它，也都过得挺好。因为邓拓等报社的负责人住家在此，报社还在这里专门办了一个食堂，只有一位大师傅加上一位帮工，就可以把全院各家的饭都包起来。这个食堂设在一进大院的南房西头，与之相邻的两间房子作为餐厅，打了饭就可以在那里吃，一家一个桌子，热闹得很。后来感觉房子紧张，就撤了餐厅，各家打了饭回各家吃。
院子里虽然做过一些施工改动，但格局不变，也一直没有如现在大杂院里星罗棋布般加盖的小厨房、储藏室等。前后两个大院子都是一水儿的方砖漫地。前院规整宽大，我上小学期间学骑自行车，就是在前院绕圈学会的。中院有两棵极大的海棠树，如撑起的两把华盖，使中院总是浓荫满地，到夏天开出满树白花，闻到的气息都是芳香的。秋后海棠果成熟，那收获时节如全院孩子们的节日一般，胆大的孩子爬上树，其他人在树下用竹竿打，落果撒满一地，大家收拢起来，然后用脸盆为量器和工具分送各家，可以乐和两三天的光景呢。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大院里的住户也搞过生产自救活动，几乎家家养鸡收蛋，而且把满院铺的方砖掀起，开辟出好几块菜地，使这座深宅大院平添了几许田园风光。
令人遗憾的是，煤渣胡同2号院在1964年就遭遇了拆迁的命运，只一年的时间，院落原址上立起了一座五层的楼房。新房建成，我们家仍搬回来住，但已难寻觅四合院特有和独有的韵味。
（摘自《消失的煤渣胡同》，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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