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人生如棋

    书 房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

    ——金庸  

    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

    ——金庸  

    港岛渣甸山有一幢三层高的洋楼，金庸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别。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上世纪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佛 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

    气功和烟酒

    金庸对气功、特异功能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

    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

    他说，晚年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爱吃”。他跟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蔡澜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他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较清淡，特别喜欢吃海鱼。他也喜欢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

    倪匡说他对吃并不讲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见到金庸：

    那天，他穿了一袭西装，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边很阔，那件白衬衫的领子，一面微微上翘，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也拉得斜斜的，没有安稳地结在领中央，还有那对皮鞋，相信已没有上油有一段时期了，以至灰尘布满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

    金庸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到中年还是大吸特吸，并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用火柴点了一支，后来邓谈得兴起，见他手里没了烟，又给他一支，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他忙站起说：“不敢当！您是长辈，又是我向来所敬佩的，您怎么好给我点烟？”邓笑笑说：“我们这么说话，就是朋友了，快请坐。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他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邓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难过，十六年前和邓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

    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

    围 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胡菊人和金庸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比如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

    （摘自《金庸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