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有的人，会让你在见面三分钟之内，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要三次。有的人要十年。有的人要更久。有的人，会在他死后很快就为人所遗忘，有的人不然，有的人反而会随他逝去越久，越让你怀念起他。
黄仁宇，我则是越到近来，越在感叹如果他还在，我可以跟他请教一些问题有多好。也因为如此，那次在春光明媚中去他家登门拜访的记忆以及另一次他告诉我“我们会因为曾经合作出版过这本书而感到proud（骄傲）”的记忆，就从心底深刻的印象，成为越来越生动的影像了。
1993年5月底。
黄仁宇先生因为我来纽约参加美国书展，所以约了在饭店的房间见面一叙。我是因为在时报出版公司任内出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而和黄先生结识。在纽约那次会面，是早期和黄先生接触的几次记忆之一。后来，每年我都会在五六月之间去纽约一趟。他也每年都会和我约好，来找我喝个茶，或共进一餐。我几次说是要去他家拜访，他都坚决不肯，说我不方便，还是他来。
※
1999年4月，由于这年书展提前了一个月，我又早几天抵达纽约，所以为了免得和他争执，没有事先通知，就在一个星期天早上径自闯去他住的New Paltz（新帕尔茨）了。
本来想照他说的，搭“很方便的火车”去就是了。但发现火车时刻并不是那么方便，下车后还要再转车，所以最后干脆包了辆汽车。也因为如此，想到以他的高龄每次来看我要如此辗转折腾，心中只能暗呼惭愧。
近一小时的车程，幸好景色怡人，除了一路惦记这些年来的失礼之外，倒也逐渐渗进一些近乎偷闲的心情，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象Ray和他太太Gayle一旦看到我的惊喜。
本来，我见面总是称他“黄先生”。但是他非常坚持，只能称他的英文名字Ray。经过他几次态度激烈的要求以及交往日久，我们最后妥协的结果，大致是见面彼此以英文名字相称，书信则中英文有别。如果他以中文给我写信的时候，不免以“明义总经理钧鉴”开始，我的中文信也当然只能以“仁宇先生赐鉴”为起首。
Ray的太太Gayle，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是那种即使青春年华不再，但是容貌、气质还都让你感受到美丽的女人。我听Ray多次说过他感谢上苍安排Gayle给他为伴侣。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
近年来Gayle的身体不好，从书信中总可以看到Ray的心情因为她诊疗的成效而起伏。所以这次我也是特别想去看看Gayle。
我们找到Ray的家门口，时近中午。
春日暖暖的太阳晒着，他家车库门开着。住家在车库上方的一个坡上，在树丛中不是很显眼，要拾阶而上，很陡的石阶。
廖立文上去敲门，门关着。没人应答。
想他们是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就在阳光下找个舒服的地点休息等待。
时间过去，他们两位一直没有出现。
司机建议开车去周遭转转，可能还可以把他们接回来。
我们先去了一家杂货店，店老板说刚看到Ray走过去，往上去了。
我们沿着方向去找，有教堂，有一些给老人当活动中心的平房，可门都是关着的，看不到人。
我不忘找找赫逊河，但显然，赫逊河并没有流过这个社区。
四周安安静静的，我们就是找不到Ray和Gayle的踪影。
我们又回到他们家。立文决定再上去看看。他很快就叫我上去了。
那些石阶很不好走，甚至可以说很不好爬。太陡。我一面费力地上去，一面想：如果冬天降雪，这两位老人家要如何出入。
Ray在，Gayle也在。原来他们两位一直都在家，甚至先前立文敲门的时候也听到了，只是因为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来访，根本不想应门，结果造成了这一阵曲折。
他们家很整洁。客厅里有书，但没有淹没人的压迫感。洗手间的灯光略暗一点，墙上贴着Bee Gees（比吉斯乐团）的照片，有一种年轻人使用的气氛。
然后Ray就请我们出去吃午餐。出门的时候，他不忘得意地告诉我那些石阶是他多年前自己亲手盘出来的。
那是个回忆美好的下午。
我从没在4月来过纽约，没料到这里的春光明媚如此。
我们去了一个外有田野小溪环绕着，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的木屋用餐。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历史的看法。
Gayle告诉我那些Bee Gees的照片是她贴的。她是他们的Fan。
然后，Ray带我们去了赫逊河畔。
透过一片金红相间的林叶望过去，是宽阔的河面。河上，有一艘载木的运输船，在沉静中前进着。
道别的时候我说明年再来。
之后，5月的时候，Gayle寄了张她最喜欢的Bee Gees的唱片给我。
之后，7月的时候他们收到我结婚的请帖，送了我一盆很漂亮的花。
之后，12月我要离开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写了封信给Ray。几年前我离开时报出版公司的时候，他给我的信上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此为不当有之事。”这次他则回了我这样一段话：“你已经不再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奇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反正每次你来信总会带来点什么意外。对吧？”
可是，最后的意外，是他带来的。
2000年1月才刚检查过血压，过去也从没发现过心脏问题的Ray，却在一个晚上高高兴兴地和Gayle看电影的时候，因为心脏而感到不适，在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就过世了。
因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Gayle和家人就遵照他的遗嘱，简单地处理了后事。
其实，我有许多事情想和他在当年见面的时候谈一谈。以一个网络时代的出版人而言，知识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结合，怎样才算平衡与理想，我很想请教一下这位对资本主义与中国历史有独到研究的先生。
得知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从书架上找出了他写的《新时代的历史观》，仔细重读了一遍。
※
1996年6月在纽约见他的时候，我正在为准备创业而忙碌。他除了给了我一些鼓励和建议之外，也口头提了—下：等我的新公司开始之后，他有—本书想交给我出版。
11月，大块文化开始经营。
后来，我收到他寄来的一份书稿以及他的一些出版想法。
再接下来，我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工作，于是和他联络，告诉他我希望这本书转由商务出版。我认为以这本书的特点，由商务来出版，可以发挥比大块更好的影响力。他要我自行决定。
他给我的书稿原题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那是他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创馆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的一篇演讲稿。
讲稿不长，约二三万字。不论观点之独特，还是用字之精炼，就一篇讲稿而言，无懈可击。但是就一本书而言，我却觉得有些要调整的地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观点独特，而陈述精炼，对一般读者浓度过高，不易于普及。
以我的想法，如果把一些段落再加引申补充，整体文字再增加一些，那么整本书就丰润许多，对一般读者的亲和力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
我在电话里和他提过一次。他没说什么，由于正好在1997年年中要来台湾一趟，于是告诉我见面再谈。
见面后，我没有说服他，却被他说服了。除了一些插图及细部文字调整之外，这本书就以他原来的讲稿为架构，没再多作更动。我所出的力，主要是把这本书的书名定为“新时代的历史观”，原来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则改为书的副标题。
知道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是我在出书近两年之后，第一次读《新时代的历史观》。但我读得很仔细，比我当年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还仔细。
三个小时的阅读，给了我欣喜与惭愧两种感受。
欣喜的是：他虽然不在了，但是很多这阵子思考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个与他对话的机会。
惭愧的是：不论就一个作者还是朋友而言，其实他要说的话是早就已经讲出来了。但他一写再写，一讲再讲，而我，不论以读者还是朋友而言，总是一听再听，听之藐藐。
我只能自我安慰说：写作与阅读的本质，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
Ray以“大历史”的观点与写作而见名于世。然而多年来，针对他着眼于“大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我从没有问过他怎么看待这些意见，只是偶尔谈话的时候涉及，可以感觉到他避之唯恐不及。
那天晚上重读《新时代的历史观》，却发现他早就写下了自己的回答：
“从长时间远视界的条件下纵观历史，无从全部客观，必配有主观成分。亦即信仰的因素不能摒除。否则又何必借重大思想家？”
在此我要描述一下我被他说服这本书不多做增润的那天早上。
那天早上我去福华饭店见他，一方面拿《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时的书名）合约给他签，一方面要和他当面讨论内容的增润。
我出版过黄仁宇多本书，知道他的读者群及以前著作销售的数量。因此我完全没问他的意见，就带了一笔预付版税和合约一起拿给他。
他看到我带去的预付版税，摇摇头，说绝不能收。在福华饭店一楼中厅的一个角落，他是这么说的，大意：“《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是我毕生研究的结晶。我不会为了一时一地的销售而做些我不想加入的文字。我相信你的说法，这本书对现在的一般读者可能难以接受。但是，这本书在三五十年后，一定有其地位和影响。”
他最后说了一句：“我们会因为曾经合作出版过这本书而感到proud。”
我们对望在饭店中庭透下的晨光中。那是我在出版工作上永难忘怀的几个时刻之一。
这就是我被他说服没有增润内容的经过。
那份合约的预付款，在双方的妥协下，最后改为意思性地象征一下。他说最多只能收这些了。
我很荣幸以一个出版者的身份，记下和他之间的这段经过。如果事情可以重来，我会把书名保留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再读一遍这篇文章，并略加调整之后，我想说的是：不论是以一个朋友，还是一个想请教于他的读者身份，我都多么遗憾过去只满足于一年和他匆匆一面的会晤。然而，遗憾中拿起他的书读下去，我又多安慰于他讲话的神情和语调，又那么自然地浮现于我的眼前。
一个逝去的人而能继续活在别人的心中，就是这个意思吧。
（摘自《他们说：有关书与人生的一些访谈》，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版，定价：2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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