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政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1924年，所谓“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如果早创个十年八载，想必这个第一不会是吴总司令。至少在1916年，有两个人可能成为这个“第一”，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蔡锷。前者曾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在1916年1月1日更将民国改为帝国，建元洪宪，自封皇帝，这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个大事件，比之吴佩孚，袁世凯似乎更配得上“Biggest man in China”（《时代周刊》对吴佩孚的评价）的称号；后者是中华帝国的反对者和摧毁者，并且在这一年病故，可谓为国捐躯，因此也成为享受中华民国国葬礼遇的第一人。
1916年中国的主角无疑就是这两个人。说袁世凯是主角应该无人反对，而说蔡锷是主角恐怕会有人质疑：难道唐继尧不是吗？孙中山不是吗？梁启超不是吗？
他们可以入围，但都不能获选。唐继尧是护国主将之一，可他不曾和袁世凯面对面地斗智斗勇、周旋腾挪。梁启超作为一代文豪敢赴凶险，殊为可贵，但毕竟缺少金戈铁马、月小云低的壮景。而斗智斗勇、周旋腾挪，万里间关、冒死犯难，金戈铁马、月小云低，这些却全部被蔡锷集于一身；更重要的是，他抱病作战，视死如归，这种舍己为国的精神令时人感佩景仰。他在困境中奋起，在胜利中永诀，这份感动与遗憾又为他增添了传奇和悲壮色彩。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的较量对决绝对有看点，够分量。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开始的。之前，两人只在1906年彰德秋操时共事过一次。其时南北新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演习，全国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负责主持，蔡锷奉令观操，并被指派为中央评判官，没有史料记载他们在秋操期间单独会过面。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蔡锷给他发过不少请示、建议、汇报的电报。
有论者说，袁世凯在戊戌年出卖过维新派，蔡锷视之为“仇人”。此言过于绝对。
从历史方面说，至今也没有任何史料确凿的证明，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鼓动其“围园劫后（慈禧）”之后，袁向后党告了密。袁世凯背上这个黑锅，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在谭嗣同面前信誓旦旦，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本来就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又缺少援手，维新人士当然只能束手待毙了。袁世凯关键时刻的明哲保身间接导致维新派罹难，再加上袁世凯晚年闹了一幕帝制丑剧，成了个大反派，在万人唾骂中再给他多抹点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政治方面说，过去的维新守旧之争已不存在，现实的任务是建设民主共和，这时再怀揣旧怨，那就是匹夫意气了。在政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关于蔡锷入京，过去的说法是，蔡锷在“二次革命”时组织联军，遭袁世凯疑忌，遂调进京。此说已被后世论者否定，因为他们认为蔡锷是反对“二次革命”的。但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岂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就能说清的？其实蔡锷离滇和“二次革命”并无关系。很简单，蔡锷和梁启超商讨调任的通信在“革命”之前就有了。梁启超发给蔡锷的“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的电报首见于1913年6月17日的《亚细亚日报》，此时距李烈均在湖口发难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蔡锷不是被迫离职，他又为什么要离开云南呢？梁启超说：“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这种解释是合理而可信的。关键一点是：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不住他。
当然，这中间也有权利斗争。部分滇籍军官有排外心理，想赶走蔡锷这个外籍人士，也是事实。但此时的蔡锷已经不是广西时期那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新军首领，他坐云南第一把交椅，军政大权在握，而且已经在军民中间树立起威信，如果凭借这样有利的条件还维持不住局面，他还能指望在哪里发展呢？京师更是北洋老巢，虎穴龙潭，自己没本事，能立得住吗？
一种最流行最通俗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此说也经不起推敲。民国成立两年多来，在定都北京、“二次革命”和修改约法这些大事上，蔡锷都支持了袁世凯，老袁有什么理由要软禁蔡锷？如果从1913年起就开始软禁，两年后袁世凯搞帝制时为什么不把这个危险人物“硬禁”起来？再说，蔡锷也不是袁世凯的盘中餐、俎上肉，他不会自投罗网。若非蔡锷主动请求离滇，袁世凯是调不动的。一来蔡锷在云南有政绩有威望，有继续主政的民意基础；二来蔡锷没有失职逾矩的行为，袁世凯想撤他也抓不到把柄。
所以，蔡锷进京，在袁世凯一边，是想调用人才；在蔡锷一边，是想谋求更大的发展。不管袁世凯是什么“雄”，爱才是肯定的，而蔡锷不仅精通军事，而且胸怀政治局量，更重要的是他拥护中央集权，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用？
1913年10月9日，蔡锷离开昆明，先由越南到香港，再乘船经停上海、南京，过山东。每到一地，袁世凯必派专员迎接；江苏都督冯国璋亲率部下款待，并派专列送蔡锷进京；山东都督靳云鹏虽曾是云南逃将，也亲自迎迓。蔡锷抵京后，又是一番车马迎护，吃喝应酬。袁世凯安排蔡锷在总统府暂住，居所就在中南海纯一斋，此处曾是帝妃看戏的所在，风景如画（后迁居棉花胡同66号）。袁世凯还让长子克定和蔡锷拜把子，可谓恩宠甚隆。
这时袁世凯已有改造北洋军的念头，他的左膀右臂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听他使唤，一个暮气沉沉疏于职事，一个在南京独享清福，晚上玩乐白天睡觉。袁世凯打算建一个模范军，训练20个旅的军官，建立10个师以取代老北洋军。在袁世凯的建军计划中，蔡锷是一枚重要棋子。他希望由蔡锷来训练新式部队，继而调任参谋总长，再出任陆军总长，以顶替他越看越不顺眼的段祺瑞。但北洋老人们当然不干，徐世昌说兹事体大，不可操之过急。于是袁世凯只好把一场酝酿已久的“军界大地震”压了下来。由于计划暂时搁浅，也就只能先把蔡锷“挂”起来。
袁世凯先聘蔡锷为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参政院参政；1914年5月12日，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总揽军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蔡锷成为该机构六位办事员之一（其他五人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参谋次长陈宦、海军上将萨镇冰和陆军上将、“北洋之龙”王士珍），也是唯一一个非北洋出身的军事领导核心成员；同年6月设将军府，加蔡锷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冠字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12月，任命蔡锷为全国经界局督办。
论者说，这些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可是，请设身处地为袁世凯考虑一下：想给蔡锷参谋总长、陆军总长这些实职，老将们都不答应，怎么办？即使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做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这种情况下只能徐图缓进。为什么给蔡锷这么多头衔，甚至把他安排进核心军事机关？就是要先帮他树立威望，为日后重用做好铺垫。袁世凯能做到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想来，蔡锷也能领会老袁的用心，所以无论编译处、办事处还是经界局的工作，他都认真对待，表现积极，这就是一种默契。
蔡锷不会不知道到中央后跻身军界的难度。带兵跟当一般的官不一样，在军队，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他们是权力和威信的基础，如果手下的官兵不服从，多大的“长”也是白当。光杆司令，蔡锷肯定不愿做。但蔡锷还是有信心的，以他的资历和才干，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即使在袁世凯治下出不了头，年龄优势也使他有理由期待未来。而且，位居中央也便于参与国是，递交国防计划，一旦边境有事，他即可请缨参战。所以，他并不计较暂时的闲置。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和蔡锷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如果袁世凯能适时地委蔡锷以大任，如果这两个能人可以充分合作，发挥各自的优长，或许近代中国将会发生一些令人振奋的事。但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和蔡锷这个机会，因为某种势力的强行介入，意外地也是必然地改变了袁蔡关系。
（摘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2013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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