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木心

    他，注定等着被发现

    王渝

    第一次收到木心的稿件，感觉是惊艳。怎么有人写得这么好，这么与众不同？他的书写不带一丝当时的大陆文风。这位来自大陆定居此地的作家，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

    木心先生在《上海在哪里》中说：“我对没有意义的事物向来特别感兴趣，一件已经有了意义的事物它就僵在意义中，唯有不具意义的事物才鲜活，期待着意义的临幸。”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迫切地希望摆脱束缚。

    木心不仅是作品与众不同，为人作风也很独特。我知道他当时经济情况肯定不好，但是他衣着方面总让人眼睛一亮，岂止注重，更有一份独特的讲究。这一点显著地表现了他爱美的天性。这种天性延展到生活各方面，特别是谈及艺术文学时，他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洁癖。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们常会谈到一些文学作品，他批评的态度严谨到近乎严酷，或许我的表情都写到脸上了，他带点抱歉地笑着对我解释，他对人要求宽厚，而对艺术却要求绝对忠诚，宁可刻薄。

    1983年上海旅美画家陈逸飞的作品得到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汉默的赏识，在此地汉默画廊举办个展。我们见面谈及此事，他说也曾想拿作品去见汉默。他对自己的画很有信心，结果踌躇再三还是什么也没做。这样闲闲的碎语让我触及他内心的感受。平常不动声色，不是无感，而是修养。在一个鼓励自我表现的社会，仍是挣脱不了习惯了的自制。他，注定只有等着被发现。

    有次，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关于“文革”的影片，看完我一直说可怕。他跟我说，最可怕的并没表现出来，那是把人带进丑恶，所谓“改造”，是把人变成不是人。于是，他说到要抵制那种折磨，太难了。他曾经受不了，决定自杀。我听得屏气不敢出声。他继续说下去，他其实也不敢面对死亡，想来想去选择了投河。他走进河里，走到河水快淹没整个人的地方，勇气消失了，急急忙忙涉水回到岸上。他的讲述非常平淡，我听了后却一直忘不掉。

    我是他长久的读者

    曹立伟

    我遇到的人里，健谈者也许只有两个，一是阿城，一是木心，都是出语诙谐的老手。比较之下，阿城更知识分子化，更克制，更从容不迫，充满丰富的冷僻的知识。他的京腔好听，仿佛那京腔是专为他而存在的，如果你不爱他的神聊，也不得不爱他的京腔。木心不同了，他聊起来，机智即兴，连串的灵感，妙语如珠，越激越快，越快越妙，说到尽兴处，几乎像个孩子，起初的矜持沉静，统统消失了。当他撩起一个笑话，引得哄堂大笑后，他自己也乐得不行，简直彻底的顽童相。

    阿城的神聊接近他的文风，文章和聊天，如果两者缺一，损失不大。木心呢，两者不可缺一，缺了一，损失甚大。你如果没听过他神聊，没有当面领教他的机智和性情，是难以了解木心的。此外两人聊天的样子也不同，阿城不动声色，老成淡定。木心年纪长阿城二十多岁，喜怒几乎全部溢于言表，处处投射出清纯的童心。上文学课时，他坐在那里，真是神闲气定，有时白衬衫两袖撸起，一手夹支烟，一手放在膝盖上，艺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目光炯炯，神采飞扬，翻着自己写的讲课笔记，像看自己列出的菜单似的，扫两眼，便有了新的“美味”的话题。那是他最好的时期，现在想想，格外庆幸的是，他当年答应了开办世界文学史讲座，他那些精辟的、卓越的、锐利的见识，才能大规模保留下来。我觉得，木心的文学讲座，是他文学遗产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它的罕见的珍贵性，以后会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他时常谈到往事。他说他担任某单位秘书长时，马列主义话语一套一套的，上面要批判文章，总让他写，写得雄辩流畅。他曾说命运最合理最精致，任何小说故事情节，起承转合，都不及人的命运那么精致、严密、合理，而且多半或者全部出乎自己的预料。他说，“其实《红楼梦》故事最精彩的应该是后面，就是书本之外的‘贾府命运’，贾宝玉落魄了，流浪街头了，要饭，被人打，被人捉弄，被人欺辱，自己在疯狂和麻木之间摆动游离，那个时候，才有意思，才深刻。我想曹雪芹自己一定会那么写的。”

    木心出国时五十六岁，举目无亲，不会英语，一切从头开始。为了维持合法的签证，他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持续周旋于各种手续的烦难。有一次我陪他去办社会保险号，材料不全，诸事不顺，白忙了一场，回到寓所，他坐在沙发上歇息，点上烟对我说：立伟，你看到处理现实生活的窘迫，我很无能的。但我一回到书桌前就静了下来，我就是主宰，直通上帝!他没有说大话，那是他真实的心态，内心被一种倔犟气顶着。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疲惫的脸，有微汗，是在夏天。

    木心曾邀我过访他的寓所，那是唯一的一次。我被领进一所套间公寓，外间租客是个中年华人，二房东。里面那间，就是木心的居所了——在这里，晚年木心恢复写作，创作了他来美后的第一批散文、小说等。

    乍进门，氛围一变，满目黑色：黑的桌子，黑的椅子，黑色录音机，黑色镜框，黑色台灯，等等，等等。气氛严峻，有点让我感到教堂里某种封闭性的圣洁。我脱口说：“哎呀，我好像得提升自己，才能走进来啊，而且在这样黑的、冷冰冰的桌子上，也写不出甜兮兮的东西来啊。”木心一听，好高兴，兴奋地说：“你的感觉对的!对的!”落座环视，屋里的一切一尘不染，每件东西是精心摆出来的，合理、简约、别致，没有多余。为了我的来访，我相信木心狠狠整理了这片空间。

    两个书架，一个书架的书全是书页朝外，书脊朝里，不知是什么书，另一书架挤满木心自己的著作，而且同一本书连续几十册排开。看我瞧着书架，木心感慨：“我写的书太少了，太少了。”窗台上有台老式音响，旁边摞着磁带，我问可常听，他说很久不听了，然后说：“听音乐是个正事，得放下别的事专门听，像看书一样啊，不这样，听什么呢？不过肖邦是个例外，我们互不打扰，他弹他的，我写我的。”

    木心是江南人身量，但他的手并不像文人的手，骨感明显，指掌动作略显笨拙，想来是“文革”中长期干粗活所致。可是这双手做事写字，却是灵巧的。他的字写得多么好啊!他不会英语，书面英文却是一流。他居然能自己改制衣服，款式不合意，拿来就改。有一次改成一条马裤，黑灯芯绒，非常合体，两侧裤袋边沿不那么宽松肥大，配上深棕色皮靴，走几步，精神抖擞。他向我炫耀他的针脚：“怎么样，厉害不厉害!”

    木心记性强，我拿本书考他，选某段，由他看一遍，当场背，他居然一字不漏。我问：“你是过目不忘，还是读了多遍？”他笑道：“我是过目不忘，又读多遍。”

    我和木心先生的交往不长，却朝夕相处。我是他长久的读者，他的死，给我无可填补的空虚，从此我要接受一个没有木心的世界。

    和先生最后的谈话

    陈丹青

    我稍微说一下木心先生和我最后的谈话。我在他病床边，在他几乎不认识我的情况下，记录他说的胡话，一些珍贵的胡话。那天，12月1日，我要离开桐乡回北京，有别的事情等着，下午4点钟我必须上车。木心在中午正好做完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签署委托我和陈向宏代理他的遗稿，进入木心美术馆。这是法律程序，非常艰难的过程。他居然有半小时左右，完全清醒了，做完这件事，又昏睡。他很快醒来，醒了，就用眼睛找我，跟我说话，一句昏一句醒，后来，护士进来给他弄呼吸器，吸痰，这是每天的程序。这时我问小代几点钟了，小代说4点了，我看先生在那吸，就溜下楼去。刚上车，小代电话打进来，他说：“先生问丹青在哪里，话还没有讲完。”我心里一下给揪住了，非常为难，车要开，如果路上遇到堵车，就会误班机——其实世界上有他妈的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我就跟小代说，你去问问先生想跟我说什么话，我拿着电话等，他回来说，先生说要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我说先生在干嘛，他说他要睡觉了。我是个滑头，我知道老先生睡觉又会忘记，于是开车走了。

    这就是我跟先生最后的谈话。等我再一次来，他已在重症病房，完全失去知觉，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纲领性问题。这么一个老人，他发昏了，要死了，居然还要和我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过去六年，我总在注意寻找木心的读者，寻找能理解他的人，能说到位的人。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我觉得很好!木心应该在这个时代，不被关注，不被理解。

    我问过先生，你愿不愿意活在“五四”？他说不愿意，他说：我在“五四”时代，我会和鲁迅吵，我不会被理解。我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是“第三种人”，不关心革命，不关心时代和潮流。现在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眼下这个时代，有一个他在那里，算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他在那里，就很好!现在木心走了——他走了，他的书还在，书会成长，书会开始自己的旅程。这么多年轻人愿意读他，我完全没想到。这是一件动人的事情，同时，是极其荒谬的事情，非常非常荒谬。所以目前这场荒谬非常真实，非常珍贵——我要好好瞧着这荒谬。

    梁文道

    我也忍不住想接两句。要说师承关系，陈丹青的文章当然很好。但我不客气讲一句话，就像陈丹青自己引一位晚辈说的话，特别妙——这位晚辈说，以前看陈丹青的文章觉得很好，后来看到木心的书，就发现陈丹青是个“小瘪三”。

    这话说得很好，不是在贬低陈丹青。但是格调不一样。比起木心先生的格调，真的就是小瘪三。

    每个时代总会有这么一个作者，远远胜过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他会被埋没，被遗忘，很多年之后，被那些有考古癖的人发现了，原来五百年前有这样一个人，他去世时，有这么一小群读者，这些人后来在哪里，全都不知道了，历史没有记载，顶多是注脚式的人物。但没有关系，木心先生跟他的读者，就是一个被放逐的国王跟子民——无所谓的。

    （摘自《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定价：39.00元）

    木心1927-2011

    陈丹青：木心从不让我画他，这是我第一次描绘先生，也是最后一次。画时，他浑然不知。

    陈丹青到桐乡医院看望木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