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

    提要：    

    姥爷和我，一个九十岁，一个七八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扶持我长大，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一个生命像小树长高，长壮实，一个生命却像一棵老树，慢慢地倒下了，无声无息。

    我的姥爷1886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一个殷实的家庭。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蚌埠。

    姥爷前后有过三位太太，第一位太太娴淑美丽，但是不生孩子。姥姥是第二位太太，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

    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厉害，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姥爷的前三个孩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女儿死时十七岁，儿子死时十六岁。

    儿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传宗接代的象征。

    没有儿子，姓氏就传不下去，因为孩子都跟爸爸姓。在没有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旧中国，儿子就是养老金——养儿防老。

    中国人把没有儿子叫断了香火，最恶毒的诅咒叫断子绝孙。

    姥爷在五十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到了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姥爷每天到儿子的坟上去哭，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四个孩子里唯一剩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康复而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之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

    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从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除了孩子，花卉盆景是他的最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

    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一定很有钱。不曾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福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人是有命的。听说姥爷娶第三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地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的妈妈。

    妈妈二十多岁时也得了那家族病——肺结核。

    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父女俩相依为命。姥爷也成了妈妈活着的理由，父亲如天，孩子、丈夫都排在后面。但是自从有了我，姥爷便开始把全部的重心都转到了我的身上。

    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拄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老人走得慢，小孩比老人走得更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们俩都欣喜若狂，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到鱼缸里，满意地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领工资，那是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姥爷38元2角的工资。

    我们又一前一后地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的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姥爷去洗澡我跟着；姥爷去理发，我也跟着；姥爷去会朋友，我更要跟着。有时候，姥爷去上厕所，我还是跟着，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大院附近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分别站在男女不同的队列里，排队等候进去，谁出来得早，谁就会在外面等着对方，一起回家。

    我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姥爷腿上，问他那个问了成千上万次的问题：

    “姥爷，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大姐二姐多？”

    姥爷每次都像第一次回答一样，认真地举起双手比划着大小：

    “我喜欢你这么多（比较夸张地），喜欢你姐姐这么多（缩小了一半以上）。”

    从离开幼儿园开始，我就不再跟妈妈睡觉了，正儿八经地搬到了姥爷的大床上。

    妈妈是铁路报务员，三班倒：白班，夜班，休息。平时还有政治学习，不在家是常有的事。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

    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古代美女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

    “第一个节目：舞蹈《敬爱的毛主席》。”

    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

    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突然，听见院子里妈妈的喊声：

    “爸爸，我回来了！”

    十万火急，我能在50秒内叠好被单，铺好枕巾，整理好蚊帐，并迅速跳下床，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并随着妈妈的脚踏进房门，高喊一声：“妈妈好！”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再把铅笔上拴根小绳当秤。

    可以说我的服务态度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一样，自买自卖地吆喝着：“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三毛钱，我找您四分。”

    “小朋友，你要什么？”

    “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五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酒、手电、牙膏、毛巾、水壶、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

    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很同情今天的孩子，有太多的玩具，被淹没其中，拿了这个，丢了那个，想象力被玩具束缚了，局限了。没有了虚拟的观众，没有了虚拟的顾客，没有了虚拟的病人……而仅有的虚拟也被电子游戏的画面所设定，呜呼哀哉。

    而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摘自《姥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定价：3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