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和邓稼先

    许鹿希谈丈夫邓稼先

    28年前，邓稼先带领团队，进入与世隔绝的西北戈壁，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中子弹。整整28年，他的夫人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28年后的1985年，夫妻再度重逢，邓稼先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一年后在妻子怀中离开人世。

    结婚33年，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5年。从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她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日子。许鹿希说，在最后的一年里，她的心情非常复杂。等待了那么久，人是回来了，身体却垮了，命搭进去了。说这话时，她声音哽咽着，用手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

    许鹿希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她说：“只有这样不离不弃，才能感到邓稼先的存在。”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许鹿希与邓稼先认识，是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上物理实习课时，邓稼先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医学院物理课的实习课是邓稼先教。

    许鹿希说：“邓稼先是1924年出生的，我是1928年出生的，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我们常常因为有些课的内容教授讲得太快或者是听不全，就攒下来在上实习课时问邓稼先，他到底还是比较年轻的助教，容易理解学生哪里不懂，辅导我们时能对症下药。另外在上物理实习课时，怎么用仪器要求非常严格，大家不会的时候邓稼先就手把手地教。”

    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女学生不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私下议论，觉得许德珩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是不是许鹿希沾她父亲的光才考上北大的。可几次考试之后，同学、老师们就知道了这个不善言语的女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进入这所学校的。由于许鹿希的物理课和其他功课都很好，这也引起了邓稼先的注意。

    有人说他们俩是青梅竹马，可是许鹿希说，他们不算是青梅竹马，因为她是上大学了才跟邓稼先本人认识，不过，邓许两家有很长久的关系，是世交。

    邓稼先的姐姐在回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结合时这样说：

    “北京大学有一宿舍在府学胡同，住了二十多家老师。各家没有围墙，孩子们在院子玩耍，十分和气。解放后，我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伯母劳君展先生和我常见面，她是法国留学生，专长数学，为人和蔼可亲。那时稼先常到我家吃晚饭，所以许伯母见过他。许伯母见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书很认真。许伯母有一女儿叫许鹿希，学医。我和稼先说劳君展先生很看重你，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许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经过我和许伯母劳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许鹿希成为终身伴侣。”

    进入寂寞人生

    至今，许鹿希都不能忘记1958年8月盛夏的那一天。那天晚上，许鹿希和邓稼先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因为邓稼先的工作突然发生了转变，从科学院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工作，那是最最保密的地方。她承诺邓稼先，说：“我支持你！”

    就是为了这句话，许鹿希做出了一生的奉献。

    此后，邓稼先白天消失，晚上很晚又神秘地回来。一年后，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匆匆一别，在荒凉的大漠上开始了研究和试验。

    许鹿希说：“他去大西北以后，不知道他的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着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邓稼先偶尔回来一次，和他也只谈生活，不问工作。”有时候，丈夫的同事来京出差，只要许鹿希知道，她都会买些邓稼先爱吃的好东西带给远在大西北的丈夫。比如，用父亲许德珩的“烟票”买过滤嘴的“大中华”，有的时候，时间紧迫，她会告诉来人等一下，自己飞快地骑上自行车到王府井，买高价糖、油炒面给丈夫捎去。后来许鹿希听说基地的同志有直接上邓稼先兜里掏烟卷的习惯，有些会议专门爱在邓稼先的宿舍开，因为有好东西吃。

    许鹿希说：“说真的，给他买东西我愿意。但是，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两年，好像给他买东西特别勤。说起来也真奇怪，那时候，我对他的思念就全在这突如其来的带东西上了。”

    “邓稼先希望我有成就”

    作为一名医学教授，在谈到医学上的成就时，应该说许鹿希是硕果丰厚的。

    1946年她考进北大医学院，1953年从北大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她说：“一直在那里的神经解剖学专业教神经解剖，这个工作一干就干到退休，50年，没有离开过。” 

    她很欣慰地说：“我确实得到过一些肯定，就说这个国务院的政府津贴奖吧，虽然钱并不多，一个月一百块钱，可这是政府的肯定，是很高的荣誉了。因为我在学校里教了50年书，所以我得了‘桃李奖’，在医科大学里，大概教师最高的奖就是‘桃李奖’了。” 

    我问许鹿希，如果28年中，少一些家务，或者邓稼先一直跟你在一起，在工作方面的成就会不会更大？

    许鹿希不以为然：“我觉得不一定。我已经很努力了，而且28年中间，邓稼先对我非常支持。”

    ——“他是怎么支持您的，是否可以举一个例子？”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981年，北医公派一批教员到美国去，叫做交换学者。邓稼先知道我要去美国学习，因为我很长时间没跟外国人接触了，他怕我到美国后在口语上不熟悉，听不懂人家讲课。他很着急。那时候他在大西北，工作很忙，但是他还是特别搞了一些英语九百句，还有英文口语练习的磁带，这两方面的内容他都分门别类地给我录到一个携带方便的小磁带上。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内容，还做得那么细。磁带上用英文写着非常小的字，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有了这盘磁带，我在家里也听，出去带在身上也听，有时间就练习。后来我到美国以后，接触上相关的内容马上就懂了，快极了。”

    “再有，当时‘文革’刚结束，英汉字典基本上没有，就是有的话，也是‘文革’期间编得一塌糊涂的那种小册子。邓稼先怕我学错了，特别为我买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的很厚的英汉字典，这本字典我带到美国去，又带回来，非常有用。在工作上他非常支持我！这就是爱护、谅解、支持，非常好。”

    许鹿希在“他非常支持我”这几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

    老邓把一个月钱花得精光，回去两口子会吵架

    ——“有人说那时邓稼先经常拿钱出去资助别人，这事儿您知道吗？”

    “知道，很多人还有误会。因为邓稼先在他们单位，工资比较高，所以谁家有什么困难，他常常资助人家，或者请大家出去吃饭、看戏。那时候没有什么报销，都是自己掏腰包，他有时候一个月工资花得很快。”

    “核武器研究院有一个办公厅主任姓胡，叫胡干达，说老邓把一个月钱花得精光，一分钱也不交给家里，回去两口子会吵架，我说不会。当时那个时候大概一般人的工资每月是56块钱，或者是46块，邓稼先工资每月是204块，我的工资每月是90块。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00块，我跟他们说，邓稼先即使把钱花得精光，或者一分钱不剩，靠我自己的工资也能养活全家，包括养活邓稼先没有问题。”

    “邓稼先用自己的钱资助别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误会。觉得邓稼先那么大手大脚地花钱，对同事那样慷慨，是因为他如果没有钱了，就去跟老丈人要钱。我说这简直是太冤枉了，绝对没这个事。我父亲说过：‘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是好汉。’我父亲对我们这样要求，他能给我们钱吗？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完全靠自己，也不可能跟父亲要钱，我们虽然有一个小家庭，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差不多是一般人的五倍多。可是我父亲当时是国家级五级，三百多块钱，江西老家人很多，每个月接济家乡的人，花销很大，他没有我们富裕，我们不可能跟他要钱。”

    “物质上的支持毕竟有限，精神上的支持是永久的。虽然我们不能见面，我们相互交换的东西要通过别人才能收到，但是我们彼此牵挂着。这种相互牵挂，让我们心里又觉得非常好。他也用不着说太多话，那时也不能写信，他就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我。虽然他离得远，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支持了，而我对他的支持，他也体会到了。”

    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

    在这28年间，许鹿希在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里，免得出事。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马上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

    许鹿希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我们就知道了邓稼先是干什么的，但是也不敢说。邓稼先嘱咐我‘不要向别人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领导要问的话，你就说做保密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那段时间，一些熟悉她的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很久都是看到许鹿希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和孩子在一起。原来人们看到的亲密快乐的四口之家，如今缺了男主人。邻里之间也难免有闲话，院子里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许鹿希说：“其实，遇到这样的事儿心情是不好受，但是想想，日子也还能平稳地过下去。”

    许鹿希的许多朋友和单位的领导知道她丈夫是干什么的，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当时的保密规定让人真没有办法。坐公共汽车遇到熟悉的人要马上提前下车，不能在九所附近的车站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的办公楼在哪里了。所以，领导规定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下车，或者往后几站下车，坐过了站再走过来。”

    邓稼先接受了核武器研究的任务，第一年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是行踪已经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天下午，邓稼先从刚刚组建的核武器研究所出来，走到车站，他突然发现了妻子许鹿希，惊奇之余他想赶快回避。谁知，许鹿希也发现了他，并且迎面走了过来。

    邓稼先看回避不了了，干脆以不变应万变地看着迎面走了过来的许鹿希。

    “稼先，你没去上班吗？怎么在这里？”

    还没等邓稼先回答，许鹿希又问：“你怎么这么慌张？”

    “我慌张吗？我是到这里来找一个人。”说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邓稼先也没看是几路公共汽车就上去了。许鹿希疑惑地看着开走的公共汽车，许久才离开。其实，邓稼先他们第一年的办公地点离家并不远，只是谁都不能说，谁都不能问。

    “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邓稼先的病情确定之后，许鹿希说：“我带着邓稼先到一些知名的大夫那儿去检查，人家就问我，什么样的毒素，使得邓稼先的肝坏成那样，指标坏到极点？”

    邓稼先告诉许鹿希，不能说是什么样的毒素，其实就是放射性。那时医院设备还没有先进到现在这个程度，医院只能是测出白血球的数目有多少，红血球有多少，白血球的染色体是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

    “邓稼先得的是直肠癌，到了后期身体不停地出血，但是他还要坚持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写建议书，那是他心甘情愿的！”邓稼先预感到日子不多了，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他指的是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关于群论的著作。

    “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他几乎是和生命赛跑。那时因为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其实，他做的事情，一方面是领导要他做，一方面是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把该留下的写下来。”

    “建议书最后写完让我从医院里抱出来，邓稼先在我抱着一大堆建议书就要走出病房门的时候把我叫住说‘希希（邓稼先从跟我认识就叫我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我紧紧地抱着那个很厚的建议书，我知道他是多么的信任我。我亲自送到了九院领导的手中。”……

    （摘自《立传·1》，新华出版社出版，定价：39.80元）

    人物附记：

    许鹿希，1928年8月生于上海。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她说，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许多人认为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她小时候家里生活很困苦，自己又是家中长女，弟弟小她一岁，所以许多事情得她做。当时她们一家的经历，其实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  

    许鹿希还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家里是常要叫女婿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不过，父亲许德珩尽管不知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