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沈从文先生

    我是幸福的，在好多同龄人无所事事地种花、养鱼、革命的时候，我得遇恩师，带着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使我成为对国家还有点用的人。

    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

    20世纪70年代的图书馆，终日寥寥几人。一天，多日相邻阅书的一位清癯长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和我聊了起来。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萍水相逢的杨老的引荐下我拜见了沈先生。

    杨纤如先生带我敲开东堂子胡同那间没有光亮的房门，只见先生鼻口间还留有未揩净的鼻血，写字台上亮着台灯，放着毛笔和正修改的文稿。我打量这间十二三平米的小屋，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地上堆的还是书。四壁凡是手能够到的地方全贴满图片和字条，让我惊讶的是屋中占着很大位置、显眼的一张双人床上堆的也全是书。曾听杨教授讲沈先生多次被抄家，这劫后拥塞能理解，可这怎么睡觉和生活呀!望着屋中和老友谈天满脸布满灿烂微笑的沈先生，我的无知让我无法理解，他竟能如此快乐地讲述他的工作。

    “文革”前是历史博物馆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协助他完成工作，“文革”开始后，种种主客观的因由，他们都忙自己的去了。从干校返京的沈先生工作困难随即增多，我这个学绘画出身的自觉能力不够，沈先生鼓励我：“试试吧!”于是就从河北三盘山出土西汉错金银铜车马器上的六只狗熊的摹绘，开始了我追随沈先生的学习。为工作便利，先生想把我调到身边工作，历史博物馆在审查了我的工作能力后，也决定破格录用。就在我上班前，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调你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摹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拒绝调进历史博物馆，我把自己变成了悬空人物，没工作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但这一段也是我辅助沈先生工作进展顺利的时期。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二十元钱，帮我解决生活问题。实不得已，沈先生请王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除了协助沈先生绘图以外，从1975年8月，又开始了我从事至今的针对纺织品、服饰的纺织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调进考古所后，我和王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三四百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时期。

    那些年沈先生常带我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看展览和查阅资料，对我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

    抹不去心头的阴影

    1975年夏的一天，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先生就说：“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大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式样……”不料，那人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那人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一幅桀骜不驯的模样。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着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先生无言地盯视着那人。我拖着先生朝前走：“您怎能跟这不懂事的人真生气，他是谁呀？”

    “范曾。”

    这就是我和范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为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从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找美院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长）和叶浅予（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要范曾和夫人边宝华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最后历史博物馆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范曾和夫人边宝华留在了京城。目睹的那场面，我为先生委屈，我看着先生多日都恢复不过来的情绪难过。先生再不愿提这个人。

    我因办理工作调动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在交往中，我和王先生经常选一些沈先生研究的各种物质文化史小专题给他介绍，他逐渐知道了沈先生工作境遇的不利以及沈先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关心，后来留下了沈先生部分研究专题图文，要正式和胡乔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谈谈，看能不能设法给创造工作条件。

    时值“文革”末期，社科院的科研条件也困难，“先请菩萨后立庙”是当时社科院抢救人才的政策。终于，1978年，沈从文先生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

    沈先生“文革”遭遇七八次抄家，住房被历史博物馆没收，只在东堂子胡同原住处保留一间小屋，这儿成了沈先生的工作室和宿舍。沈夫人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由作家协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相邻的小羊宜宾胡同找了一间小东房(不足十平方米)，拥挤不堪，住着沈夫人和两位小孙女(大儿子沈龙朱住集体宿舍，大媳妇在南方水电站工作，二儿子沈虎雏夫妇均在四川三线的工厂，两个孙小姐只能随奶奶)，当时沈家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

    沈家的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先生每日为了吃饭和工作奔波于两个小屋间。沈先生的规律是在东堂子书堆中工作，晚上把床上的书往上码一码就睡觉，中午十二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挎一竹篮子将晚饭带回东堂子。当年我常常加入沈先生奔走吃饭的旅程，我可没少吃沈夫人烧的可口饭菜。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沈先生的快乐很动人，那种处境他还总担心王和我的健康，常常未下班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到这儿来吃饭，有好东西!”常常是除带来沈夫人的小炒外，还有沈先生自己做的红烧肉、红烧猪脚。沈先生烧的肉味道很好，肉烂烂的，口味不咸，还略带甜味。知道王吃东西较细，事先声明：“放心，我收拾洗得干净极了!味道好不好？”“好!好!”“那就再给你这一块!”不爱吃油腻的王看着肉皮上竖着的小毛（沈先生眼不好，哪能看得那样细致），只得边大口吞吃着边说：“够了，够了，不能再吃了。”记得一次在沈夫人住处吃饭，一道笋干炖排骨，我们直夸味道好，等沈夫人转身去取饭时，先生悄悄告诉我们：“要不是我偷偷抓了一把糖放锅里，哪会这好吃!”然后像小孩一样神秘地微笑着……那几年的工作紧张辛苦，可快乐充实。

    沈家的屋里没地方，院子里沈夫人种的小花园旁常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有许多朋友现在见面谈起来，仍忘不掉和沈先生在那小花园旁谈话的情景。有人问到沈先生“文革”中在历史博物馆的遭遇时，他说：“还好呀!起码领导们信得过我的人品，派我去打扫女厕所……有的时候分派到院子拔草，看到小花开得那么漂亮，天空那么晴朗，外边干嘛喊天喊地的(历史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有多少该干的事呀!真是小孩子胡闹!”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我觉得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清醒地看待那些过激行为。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沈先生常轻轻地说：“这不去管它吧!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和王先生常常被先生比得自惭形秽。

    多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社科院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给沈先生租了两套公寓房，使多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得到一个安定的最后整理完成的处所。

    1963年12月周总理建议编纂，并最终落实到以沈先生牵头的历史博物馆编写组后，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命途多舛，1964年受命，原计划编写十部，1965年二百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沈先生这部书选的是历代争论较多、问题较多的题目，他以新的视角和观点进行阐述，提出了很多新看法、新见解。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打出了十部样稿送审。谁知“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书”、“毒草”，物殃及人，沈从文先生因之被斗争，藏书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一麻袋与徐志摩、胡适、胡也频等人积攒了五十余年的信件被焚毁“消毒”，一个家抄来抄去的。

    台湾的国民党也下令他的书永不开禁，直到1981年台湾盗印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不仅删去了他的名字，郭老序言也被删掉了。沈先生对老朋友诉说：“台湾当局说我帮了共产党的忙，是反动文人，禁止出版我的书；批斗会上又说我是反共老手，我简直里外不是人……”

    在友谊宾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完稿后，原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所制玻璃版已不可用。考虑出版的几重难度，轻工业出版社一边和我们谈，一边又和日本“讲谈社”谈合作出版的事。那时刚刚允许与外方合作出版，沈先生不同意，遂让我取回稿件，又交与前来联络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没过多久了解到他们又再与日本美乃美谈合作出版。周总理嘱托的一本书，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印出来呢!沈先生命我再次从人民美术出版社撤回稿件。他写信给社科院梅益秘书长(此时刘仰峤先生已过世)，把此书的出版事宜做了汇报，并请领导关心。很快，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李祖泽先生即亲到北京，商谈出版的各项事宜。李先生的承印安顿，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变成那些年以来沈先生最为快慰的事。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最后工作，沈先生夫妇、王和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香港商务驻广州办事处进行校对，工作了一个多月。沈先生抽空还到中山大学拜访老友商承祚和容庚先生，三位耄耋智者欢愉的会面很让人感动，就是那天商先生还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贡献非凡

    沈先生的脑筋永远为他研究的各专题在转动，半天不见，你就会看到桌上、壁上又增添了好多小条，“这个×××有用”，“这个给××参考”，“这个新材料待补充”……工作之外，好多年轻人和生产部门都被他惦记着。

    时间久了，你会碰到沈先生谈到丝绸，谈到纶巾……尤其是讲到凤凰，说着说着，他声音越说越轻，右手食指轻点着，最后稍加重点儿语气的一句湘西话“美极了”结束一段话，那就是先生讲述得最神往的时候，好像高声宣讲就要破坏什么。遇到他这种神往的时候，我们从不打断，不明白，以后再细细问。

    凭着对古代文献和杂书笔记的功底，凭着曾过目的几十万件丝绸、玉器、雕琢之骨、角、牙器……的排列比较，沈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开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有许多预见性推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有许多不断地被新出土的文物而证实。譬如，195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堆带孔的小方玉片，据他推测这是汉代服饰的一种，应是金缕玉衣。这种葬服二十多年后在河北满城考古发掘中真挖出来了，跟他推测的一样。

    还有关于织金织物，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系统看，原来较一致的意见是始于宋元，沈先生20世纪60年代《谈织金锦》就已讲到，织金锦应始于汉唐，果然1987年我们参加唐代法门寺地宫发掘，即出土有武则天供奉给释迦牟尼的织金锦袈裟，纬线全是捻金丝，捻金线的直径的投影宽只有0.1毫米，且含金量很高，纺织制造技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新出土的文物，再次证实了沈先生的推断。当时我和王赶忙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祝贺。

    提到沈先生和考古研究所夏鼐先生（所长），这对朋友很有意思。在学术上他们互相关注着，彼此的文章都能熟记。夏先生比沈先生年轻，有时去看望沈先生。夏先生一口极不易懂的温州普通话，沈先生只会讲湘西话，他们两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先生走后，我问沈先生：“您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听不懂!”两位老先生就是这样的心神交汇。有一次夏先生的话沈先生可是听懂了，那是沈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后。有一天沈先生告诉我：“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说完就走了。”当时院里同意沈先生提出的调我和王给他做助手，我们从考古所调到了历史所。夏先生舍不得放，才跑到老朋友那儿发两句牢骚。

    沈先生八十寿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到家祝寿时，进门就告诉他：“沈先生，你还是我上北京大学的保人呢!”“我不记得啦!”原来几十年前沈先生帮助过的共产党人，我们院长就是其一。

    （摘自《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2月版，定价：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