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绍棠

    在刘绍棠的作品中，杨广芹被称为二妹、芹妹子。看二妹子爬树捋榆钱，刘绍棠写下了散文名篇《榆钱饭》，并说，“我的乡土小说，多半取材于本村，人有原型，事有出处，芹妹子是亲历目睹的见证人，凡是我写的缺欠不足之处，她都帮我充实，丰富，饱满”。那段苦闷的时期，在芹妹子一家的呵护下，刘绍棠才能进行秘密的文学创作。芹妹子是刘绍棠精神上的知己。

    大乱还乡

    我记得刘绍棠是在1966年8月份回儒林村的，我当时正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刚刚开始，到处是血雨腥风。

    我妈妈是个童养媳，她的公公就是刘绍棠祖父的长工。公公婆婆对我妈妈不是很好，整天让她干活，任意打骂，只有比她小七岁的刘绍棠从不欺负她，当她的小跟班，打柴，挑水，堤里、运河滩说笑玩耍，十分开心。所以没有少爷丫头的主仆关系，有着姐弟情深的特殊感情。在刘绍棠的许多小说里，都有我妈妈的形象与影子。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刘绍棠“大乱还乡”，我妈妈还是非常照顾他。

    刘绍棠在儒林村劳动的时候，他妻子常给他送一点日常用品。我好像没见过她。但是她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她，说她也是不怎么说话，逢人只是礼貌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她都是骑自行车过来的，从北京城里到通县乡下，大概要有60公里，按照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以前的人就是为了省点钱。送的是吃的、穿的，也有冬天生炉子的劈柴。劈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白布口袋里，驮在自行车后座上，很多人就故意上去一边说话，一边摸口袋，验证一下是不是馒头。

    1969年的春天，生产队派我去菜园卖菜记账收钱。一天，看见一个人在菜园子门口转，我心想，谁呀，干什么呢?

    过去一看，原来是刘绍棠。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没有菜了。刘绍棠说，我不敢挤，等大家买完了，也就没有菜了。我心里有些同情他。我就给他支一招：你早晨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一下，买什么菜，我留着，收工的时候，上我家来取。

    有时我也给他家里送菜。在他那个黑乎乎冷冰冰的屋子里，他对我说，你真像你妈，她是个好人，你也这么心善，我来儒林村，跟你们家的人说话，感到轻松，不紧张。

    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话就多起来了。我们的村子地处运河，全是沙土地，天一刮风，就是沙尘暴，尘土飞扬；一下雨，土就很松软，成了稀泥。要是这两种天气，队里也就不出工了，他就过来我家和我说说话。

    我把女儿给了你

    我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不会因为刘绍棠被管制而不理他，有时候，聊得久了，他就坐下来吃晚饭。刘绍棠有时候出去买点酒，我妈做许多棒子粥，把我爷爷每天摸的鱼烧起来，我们家人多，也不拘礼，随便吃饭，随便说话。吃完饭，就跟我父亲聊天，他们俩特别喜欢聊三国。

    有一个晚上，他来找我二弟玩。我妈妈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一小碟咸菜，还有那天我妈从榆树上捋下来的榆钱，做成榆钱饭，一小壶酒，请他喝。

    这个榆钱饭，是他喜欢吃的饭食之一。把九成的榆钱儿和一成的玉米面粉，掺和一起，上屉锅里一蒸就熟。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也算是不错的饭食。小时候，我妈妈曾带着他一起到运河边捋榆钱串吃。

    我有些累，我们那时睡觉、吃饭就在一个大屋里。我当着他的面就钻进被窝躺着，看他吃东西，听他说话。

    我妈是个直性子的人。她问：你现在还写吗？

    刘绍棠摇摇头。

    我妈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还是写吧，别把手艺荒了。以后用得上！

    刘绍棠点点头。我妈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个落难的公子哥儿，可是吃了苦了。打小你都是泡在蜜罐里，这苦可怎么受得住？要不是你有个有情有义的好媳妇，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了你，也好照应照应你。

    他呆了一下，看我一眼，我心里怦怦跳，却顾自不说话。他又看我妈，咳嗽一声，端起酒就喝上了。

    知己之约

    有一次他对我说，自从他回到村子里，几乎天天晚上失眠。没办法，就听着房檐滴水的声音到天亮，心里特别难受。说他的日子就像这个夜，挨不到天亮。我说不管天有多长，总有天亮的时候，你既然喜欢写作就继续写吧！

    于是他偷偷地重新开始写小说，大概写了一个星期左右，小说的题目是《知己》，说的是大学里的生活，两个男女学生在校园里相爱，女主人公叫做阮湄，男主人公的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大概是男主人公心情苦闷，喝了闷酒，吐得满床都是，后来阮湄进来了，捂着鼻子说，脏死了，就帮他收拾，照顾他，因此两个人的感情就更好了。虽然写的是大学生活，但我还能看出他自己的心情。虽然乡亲们对他不错，但是他因政治问题，受到了管束，不自由，生活上还是孤独冷清。

    我看了后，就直言不讳地说，这篇小说写得不好，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

    他说：那好，我写你熟悉的生活，但我又不敢写，要是被人发现，是要罪加一等的！

    我说：写吧，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

    后来他老跟说起我们那天的谈话，他说我的这句话让他感动一辈子！

    我们之间都有好感，我知道他在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跟他在一起，一起说话听故事，都会很开心的，但没说出来。

    有一天我走在出工的路上，他赶了上来，塞给我一个条子，我打开一看，写着六个字：我是你的阮湄。我心里跳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最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我成为他的知己，也愿意当我的知己。那次他很紧张，塞给我条子，掉头就走。

    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他不敢上来说话了。收工的时候，他走得慢一点，看四下无人了，拦住我，问道：条子看了没有？

    我说：看了。

    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就说：行呗。

    这个条子也就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但是《知己》这篇小说，他扔了。他从没有拿出去发表。我现在还是感到后悔。

    后来，他开始不停地为我写信。几乎每天一封，什么事都写。

    他之前没怎么吃过苦，落难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说我是个有朝气有活力的人，能给他力量。我家的成分好，我又是十七八岁的年龄，说话做事毫无顾忌。

    让运河水漂走我们的信

    他给我的信不能署名，让人知道，又是一大罪名，罪加一等。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有时我出去干活，要到很远的地方。

    他在运河边放牛，每次他写好了信，就揣在贴胸的口袋里，揣得热乎乎的，算计着磨磨蹭蹭地在我经常走的路口上等着，见到我，很快地塞给我，赶紧就跑了，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取机密情报一样。

    可是这揣胸口的信不一定都能收到，比如我到另一个村的水利工地修渠道去了，好几天不回来，两人根本就碰不上。揣了很多的信，也交不到我的手里，老放在贴胸口袋里很不安全，担心被人没收了去，所以，他就到运河岸边，展开信读了，又撕了，撒在运河里，让水冲走，多可惜，没有办法啊。

    不许我早早嫁人

    暮春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到他的小屋还书，进屋，他没有如以前一样高谈阔论。他点着了一根烟，看我一眼，叹一口气。我也跟着叹了一口气。他又看我一眼，好像要我坦白。我说，今天有人上我家提亲来了。他还是吐着烟，自顾自说：我知道的。我很惊讶地问：你听谁说的？他摇摇头说：不用人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份（我是团支书），这样——好——的人，很难留得住，谁不眼馋？我突然很生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本我是想跟你来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当顾问，出主意，却招来你的讽刺。他于是也慌了，赶紧站起来：我是怕你要走了！我说：走，我走到哪里去？他高兴起来说：你不走我就安心了，我是怕你也跟别的女孩一样，父母让你嫁你就嫁。我们坐到了十点多钟，一起说婚姻，说村里女孩的，说我的，心情就愉快了。然后他送我回家，走到路口分手，我轻声说：你回去吧。他突然激动地在我耳边说：你答应我，不要走！我也有些激动，更多的是害怕，急急地说：“我不走，走哪儿去？你放心。”说完转身就往家门口跑。

    秋收时节，他又听人说我同一个常来我家玩的削木厂工人恋爱了。刘绍棠来了，质问我，我很生气地否认了。

    第二天晚上，我来到了他的小屋，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好，顺便找他来拿本书看。我们谈了很久。他说：你的事，我要管，我要干涉内政！

    我说：你管吧，我听你的！

    他听了很兴奋，拿出他的小说稿子给我看，这是他以前写的旧稿子，是他大难还乡时留在家里的一部长篇小说，后来，红卫兵小将上门查抄，成了残稿，刘绍棠一心想整理完整。这部残稿，就是长篇小说《狼烟》。他有些兴奋地说：有你的支持，我能写出好的小说，我也会把这部残稿整理出来。

    我庄严点头说：我相信你！

    因为刘绍棠上不了大学

    1973年、1974年、1975年这三年，我都报考了大学，都因为没有批判刘绍棠，没被录取。

    1973年6月份，村里第一次推荐我报考大学。刘绍棠知道后真是高兴坏了，并说我肯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打我的小报告，说我身为村团支部书记，不以身作则，不带领青年团员向先进靠拢，最致命的是与右派分子关系密切。有人旁敲侧击地说，某位同志，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还不知道，还千方百计保护反动分子，不批斗他，不搞典型，工作不积极不出色！

    公社人找我谈话，说：难道你不想、不喜欢上大学，喜欢当泥腿子？我说：喜欢，做梦都想。公社的人说：那你带个头，斗斗刘绍棠，政审就算通过了，很简单的事，他又不是你家亲戚，你犹豫什么！我怎么可以斗我心爱的人呢？我说：我先好好想想。公社的人很明白，说：那好，你的事今年先放一放，领导考察考察，明年再说。

    第二年，村子里又推荐我考大学，我上公社报名去，老周给了我一张表格，因为那一年我交了一封批判信，批判信是刘绍棠自己写的。老周看了批判信后，说：题目很好，内容很好，但是这是口头批判，主要是要有实际行动，要言行一致，不做口头的革命派。我还是没有批判刘绍棠。

    报名后没多久，有天晚上，我去找他，他突然笑眯眯神神秘秘地从炕底席下拿出一个信封来，递给我，信封鼓鼓囊囊的。我莫名其妙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信不会写这么厚吧！他从信封里倒出许多钱来，都是一元钱一张的纸币，他说估计这次你肯定能上大学了，所以给你准备了上学的费用，一个月30天，一天花一元钱，先给你准备30元，上学第一个月花费，不能耽搁了，下个月我慢慢地给你想办法。

    我看他这么认真地给我计划着，心里是很感动的。我说，你不用给我准备了，今年又去不成了。他一惊，问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故意轻描淡写，我说今年上大学的基本是男生。他对我嘁：我天天为你抱着希望，但是失望也很大，我心里难过，我太难受了，太折磨人了！

    大胆的誓约

    1974年春的一个晚上，他说，你再给讲讲你村子里的故事，给我的小说增加一些灵感与素材。我说起了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刘绍棠最爱听她说话，也最爱学她说话。这个人不识字，但出口成章，表情很丰富。那个晚上，我们说得很开心，他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尖着嗓子，模仿妇女主任的神情动作与说话腔调。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当我笑够了，刘绍棠忽然认真地对我说：你当我的妻子吧！

    我吓了一跳，以前只说“我们的爱情”，怎么又进一步了？

    他接着说，六年，我们一年比一年亲，一年比一年近。在这个人世间，你有了一个知音知心的人，有了一个同呼吸同命运的人，有了一个在精神上比骨肉还亲的人。我们这六年，就像两棵枝干缠结、难解难分地生长在一起的合抱树。两颗心贴在一起，连在了一起，铸成了一个。我是你精神上的丈夫，你是我精神上的妻子，完全理所当然，难道还有疑问吗？

    我止了笑：六年的“六”字，突然在我的心头窜动起来。六年了，竟然六年了。

    一丝惆怅涌上我的心头。

    再见了，儒林

    1977年的时候，他再三要我发誓保证等他。我在他面前很认真地发了誓：我当然也喜欢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想我是不会和他生活在北京城的，我只是他农村小院里精神上的妻子，但肯定不是上层生活的夫人。我想我会不习惯，但我当然不会把这些话告诉他，我理解他，我也明白他的想法，在农村小院的生活，只是他的一个理想而已。他的才华、他的成绩都与城里有关。所以我妈说我们俩是没有结果的，我早就预测到了。既然知道有这个结果，为什么还要答应等他两年。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我要给他一个承诺，是为了他能够安心自己的事业落实了，得到他原本就应有的东西。如果我实话实说，他就要心情郁闷了，岂不是妨碍他的事业。

    我跟我丈夫是1980年6月认识的。我们相亲是秘密进行的，我怕刘绍棠知道，怕他知道了又要大闹一场。这年腊月，我离开了儒林村，嫁到了张家湾南桃园村。

    1981年，刘绍棠知道我嫁人的消息，气呼呼地寻到我家里，我不跟他言语，免得把导火线点着了。后来他又来过我家好几次，看我爱人对我真的很好，也就放心了。

    1983年春天，他来到我家，写小说《乡风》。《乡风》里娟妹子的原型就是我。娟妹子被丈夫宠得不成样子，差点儿没把她放到佛龛里供起来。这是他看到的我和我的丈夫的现实生活。

    （摘自《心安是归处：我和刘绍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