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的黄昏

    自从美国学者拉塞尔·雅戈比在1987年出版其《最后的知识人》一书以来，西方学术界基本上一致接受了他提出的论点，即以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自由的知识人时代已经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知识人从此进入了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一个特定领域的博士文凭成了任职于任何学术机构不可或缺的敲门砖；那些以有教养的公众为生的白雪阳春刊物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之下，也日渐成了明日黄花。在雅戈比看来，导致美国文化中知识人衰落的致命因素是一切向钱看的商业文化，以及知识日益专业化的趋势：战后高等教育的“爆炸”把知识人的身份从独立的变成了依赖的，从自由撰稿人转变成了拿薪水的大学教师。

    但雅戈比首次创用了“公共知识人”这一语词，来概括那些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而向普通公众阐述一个民族国家的道义问题和公共关怀的文化。差不多与此同时，随着法国知识巨人萨特在1980年去世，福柯在1984年英年早逝，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也发出了“知识人已经死去”的惊呼。当然，这样的知识人时代概括和惊呼只是一种文化隐喻，标志着那种像伯特兰·罗素和萨特那样代表“社会良心”，为“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奔走呼吁，以及像丹尼尔·贝尔、欧文·克利斯托、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加尔布雷斯这样解剖和批判美国社会的公共知识人，以及那些靠自由撰稿为生的独立知识人，不是寿终正寝，就是销声匿迹了，同时也标志着公共知识人拥有“一呼百应”影响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简言之，标志着“知识人的黄昏”。

    无独有偶，2001年，美国的一位上诉法院的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也写出了一本题为《公共知识人的衰落》的书。波斯纳沿袭了雅戈比所创用的“公共知识人”的界定，然后以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惯用的实证方法，用一个知识人学术著作的被引用数、上媒体的频率和网页点击率，来衡量一个公共知识人的影响力。他以为现在公共知识人的主要社会作用与其说是为“社会公正”呼唤呐喊，还不如说是给公众提供“娱乐消遣”；公共知识人的头上早已失去了“道义良心”的金色光环，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愈益减弱；现在公共知识人出现在媒体上主要是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资讯，而不是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高见了。媒体之所以看重公共知识人，是因为知识人提供的娱乐和鼓舞作用要大于普通的记者。在波斯纳看来，这种公共知识人“娱乐化”和“知识化”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代学科专业的划分日益琐细和狭隘，任何知识人都难以跨越分工精细的专业鸿沟。

    就社会商业化的总体趋势而言，雅戈比和波斯纳的分析基本上也适合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人命运的演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还有不少靠稿费为生的文人学者，或者没有博士学位而当上大学教授的，但从新世纪开始，在社会商业化和学科专业正规化的大潮之下，上述两种昔日的知识人已经越来越像是凤毛麟角了。中国知识人的“道义良心”作用也正在逐渐丧失，而“娱乐消遣”的味道则愈益明显。从前国内流行的“报告文学”的体裁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不见了，代表“道义良心”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者大都也改用了专业性比较强的现代新闻报道，而让“道义良心”的评判功能主要留给了读者和观众自身。知识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义良心”的化身，而同样是充满“七情六欲”的世间凡人。在一个法律秩序趋于日渐正规运作的社会里，知识人与普通有教养的公众之间的距离愈益缩小了，而作为社会“道义良心”代言人的知识人已经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自柏拉图和孔子的时代以来，“社会公正”和“道义良心”一直是知识人的核心关怀，或者说是知识人的乌托邦。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最好是由注重知识的哲学王统治的社会；对孔子来说，一位“贤君”则是“行天下之道者”。但是现代知识人的正式形成则要到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以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知识人纷纷挺身而出，抗议政府当局诬陷犹太人德雷弗斯。直至今日，文艺评论家爱德华·萨伊德对知识人的定义，仍然是“拥有自由精神的‘终身牛虻’”。他们的职责在于公开地提出令当局难堪的问题，抗拒正统和教条，以道德勇气对抗当局。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知识人就是用激烈的辞藻为受到侵犯的权利辩护的人，他们也为受到压制的真理、被延误的社会进步而奋斗；他们的存在则有赖于一个能够随时回应，并且资讯充分的公共领域，以及那些得到人人确认的普世价值。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经典定义，知识人的职业是自由飘浮，独立不依的，他们属于社会秩序中相对无阶级的阶层，属于社会上不依附于人的阶层。

    纽约大学的一位自由派历史学家托尼·贾特在2010年初出版的一本新著《沉疴遍地》中指出，美国人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愈演愈烈的物质主义崇拜和贫富之间鸿沟的扩大，已经像一种病魔侵入了这块曾经是神显的国土。这种病魔便是物质主义的贪婪和丧失了公共美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它在侵蚀着美国社会的神经系统——体现社会公正和公平的种种机制；而且病魔早已使得美国社会在社会公平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也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贾特引用了诗人奥利佛·哥德斯密的一首“荒村”的小诗，来作为他全书命题的隐喻：

    财富聚集之地，芸芸众生危亡，

    病魔肆虐无忌，国土病入膏肓。

    也是在2010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在其新著《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指出了罗尔斯以公正制度描绘绝对正义的正义论的不足。在森看来，正义原则不应是由体制来界定的，而是由改善人的生活和自由界定的；体制正义论没有考虑到人的行为的偏差可以在正义体制下同样造成极端的不公正。因而森的正义论更加关注于“可纠正的明显不正义”，而不是从一种假想的社会契约演绎出绝对公正的抽象正义原则；从而这种多元的正义论也就更多地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

    托尼·贾特在其2005年的一部杰作《战后欧洲史》中便讲到了欧美公共知识人的命运。在最后一章“欧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贾特说道，公共知识人在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已经愈益成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那些上世纪留下来的著名知识人也都陷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2003年5月31日，欧洲一些最为著名的领军知识人，为了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一些最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起事先计划好的联合行动：德国的哈贝马斯与法国的德里达，两位欧洲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人，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欧洲的再生：我们在战后的新生》。他们指出，美国最新的危险途径给欧洲敲响了警钟，欧洲人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公共认同，吸取他们共享的启蒙价值，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一种独特的欧洲立场。

    在同一天，欧洲一些同样著名的公共知识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学家兼小说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国日报》上，他的同事哲学家法蒂默则在意大利最为著名的《新闻日报》上，瑞士的“日耳曼艺术学院”主席阿道夫-默奇在《新苏黎世日报》上，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在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国家报》上，以及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南德意志日报》上，都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做出了相应的呼吁。贾特说，在上个世纪的任何时刻，由如此出众的社会著名人物发起，同时发表在这样大型的报刊上，这样一种规模的知识人呼唤，注定会是一个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种会冲及政治和文化社区的宣言和宣战书。

    然而这一“哈贝马斯-德里达倡议”，尽管澄清了许多欧洲人所共享的愿望，但是却静悄悄地过去了而未受到人们的重视。首先欧洲各国的新闻记者并没有报道这一“事件”，各国的政治领导人也根本没有想到邀请这些名人学者去出谋划策，而广大的民众更是当其为专家的奇文怪谈而充耳未闻；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没有积极响应。当年左拉和萨特时代的知识人登高一呼，公众群起响应的日子，仿佛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公共知识人的影响力早已为足球明星和摇滚歌星所取代了。“哈贝马斯-德里达倡议”的命运恐怕更为明显地显示了他们已经是濒临灭种的最后公共知识人了。

    公共知识人在其专业之外起到了“指导民意，激扬文字”的作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识人”也缺乏一种可以号召民众的社会目标，从而出现了热血的公知与冷淡的公众所形成的鲜明对照。今日的公众已经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可怕的是，公众冷淡症或许会造成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无形专制，以及贫富差别所带来的社会不公。

    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绪论中说：“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的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地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这时，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存着，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罗素并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企图既尊重传统，又保持个人独立的尝试。由此想到，一个知识人的立场也在于尊重传统和维护个人独立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在尊重传统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也就是认识到世界上的“社会公正”都是相对的，终结的“社会正义”只存在于哲学家和诗人的想象之中，而且有众多的版本；那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实现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而一个知识人的职责，就像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所说的那样，在于评判各种政治体制下的相对非正义时维持一种适当的道德责任感，做一个带着卑微公民角色的独立观察者。

    (摘自《知识人的黄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