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分享”。我们在网上分享所有的东西：今天天气怎么样，我在哪儿吃晚饭，我家的厕所坏了……我们详细记录从早到晚干过的事，但这些东西真的值得分享吗？别人爱看吗？奇怪的是，我们还真的爱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爱偷窥》的作者霍尔·尼兹维奇是一个美国社会评论家，此书里面有一段旁白：“小时候，父母总告诉我，不要偷窥别人的窗户，他们也叫我把窗帘关上，别被邻居一览无遗。接着，网络出现了……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观赏数百万陌生人的生活，我们还邀请陌生人研究我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我称此现象为‘偷窥文化’。”
不光美国人，中国人现在也热衷上演各种“真人秀”。《非诚勿扰》魅力大到潜逃多年的通缉犯宁愿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也要跑上去相一趟亲，公务员冒着被人揭发贪污的风险公然说自己私下其实挣了不少钱。把自己秀出去的诱惑太大了，以致出现这种荒唐场面。早在2008年，美国著名的《韦氏新世界词典》就票选出一个年度风云词——overshare（过度分享），描述这种自我揭露过多个人资讯的现象。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不是真的想成为明星？霍尔·尼兹维奇认为，大多数人并非想成为超级巨星，只是想满足一种需求，一种现代社会似乎已经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东西过去由实体的社区来提供，现在没有了。什么东西呢？对我们作为人存在的认可。有些学者发现，写博客的人可能比较不满意自己的交友情况，觉得无法融入社会，通过写博客，他们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孤单了，有了归属感，对网络世界的交友情况感到更快乐。过去我们要融入社群，通过社交获得自我存在感，那是一个时间成本很高的方式。现在不同了，我们想认识一个朋友，只要联系上他，关注他，他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不喜欢他了，一秒钟之内就按下按钮跟他绝交，而且不用付任何代价。
在今天这个高度组织化、严格受控制的社会，我们从哪里找回自我存在的感觉呢？怎么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呢？霍尔·尼兹维奇认为是通过“Peep Culture”（窥视文化）。讽刺的是，我们企图秀出的不是自己有多么特别、多么优秀，而是我们有多么普通、多么平凡，多么需要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我们想方设法让别人认识自己，即使是以浅薄、淫荡、放浪的面貌出现也在所不惜。我们在身上穿孔，污名化自己，绝望地希冀别人注意到我们是罪犯，是帮派分子，是社会放逐者。我们无法再依靠过去不超过150个人的传统人际圈子来告诉我们：你是谁？你该信任谁？你该怎么过日子？现在我们需要更大的集体来帮助我们。
为什么中国这几年出现这么多网络红人？大家都觉得好笑，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是在献丑吗？难道他们不觉得自己可悲吗？不，他们宁愿用这种方法让别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在他们眼里，你不被注意，你就不存在。
有个年轻人在YouTube上传一段背景音乐为《流弹》的视频，预言某所中学将有大屠杀事件，然后就真的制造了校园枪击案。最近几年，很多疯狂连环杀人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是杀人犯在动手之前先给自己拍片，甚至在作案的同时拍片。在他们眼里，如果不拍片，别人看不到，杀人就白杀了。
（摘自《我读5》，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2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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