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无主义”定性我爸，他若活着一定反对。我爸心思活泛情感丰腴，对我的冠名，不会按字典教条去自排自查，但草率笑纳我的定性，又有悖他明敏的天性：万一我拿他开涮他却认了真，万一我跟他学术他却玩了笑，都坏兴致。我们父子间“逗”智“逗”勇，不论我把他奉为启智的师长还是当成打趣的兄弟，他对即时的兴致都很珍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即使反对我给他贴虚无标签，他也不会正面迎战。他多半会狡黠地眯起细小的眼睛，似攻似守亦进亦退地说：我只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个有五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辈子的工作几度变化，始终不离解释和传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与功绩。但现在我明白了，他拒绝虚无主义这顶帽子时，躲避的可能更是“主义”。
一
我爸一般不玩深沉，天生不会，后天又拒绝假装老辣。多数时候，他是透明的孩子。如果记忆没欺骗我，我得承认，我平生听的第一个黄段子是我爸说的。他不是特意说给我的，是他喜气洋洋地说给一个朋友时，我听到的。当时我十几岁。当时他朋友欲笑又止，然后满脸深沉：这有孩子!我已记不得那段子的内容，当时也不可能明了那段子里的象征暗示与比喻引申，但我能记住它带给我的怪异感觉，能记住在我爸朋友深沉表情的对比之下，我爸的一脸坏笑花团锦簇。
许多家长假模假式，戴着面具教育子女，好像孩子是群众只供瞒骗，而他们是领导，嘴巴里边全是舌头。我爸不，他从来都把我看成平等的伙伴，陪着我理解人性的弱点与生活的污秽，即使已成共识的“幸福”“美好”，他也不把它们硬塞给我。我十四五时，有一次逃学在家抽烟，被恰好中午回家的他抓了现行，他一脸阴郁，满腹悲伤，沉痛地与我谈漫长的话。他只讲道理，没大喊大叫，通过讲今比古分析人的嗜好与习惯，让我判断什么该养成什么应避免。他反复自责，说他抽烟的恶习影响了我，信誓旦旦地决定戒烟，要以此为我树立榜样。可当天夜里，我把长长的检讨交给他后，他竟有点嬉皮笑脸。他先说，他像我这么大时也偷偷抽烟，又和我商量，如果他不戒烟，却反对我抽烟可不可以。又有一次，我十六七时，一早晨家人还没起床，两个警察就来抓我，说我在商店抢钱，把我押往派出所的小黑屋子。中午姐姐给我送饭，说我爸班都没上，一上午光在家唉声叹气，他这个一向好面子的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么龌龊，竟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可当天晚上，我获释回家，发现我爸并不难过，只努力掩饰脸上的骄傲。原来，他已从警察那里问清楚了，我没抢钱只是打架，因为打架的地点恰好在商店，我顺手使用商店砍肉的片刀与卖白菜的钢叉时，不能不撞翻装钱的匣子。我爸的骄傲在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勇于与一个欺负我的成年人宣战。在他看来，当一天囚徒只是小节，大节是为什么身陷囹圄。
我爸不扯道德主义那一套，不凡事上纲上线小题大做。他认为人性的弱点只可抑制无法剔除，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唯有强化人的理性。但在他那里，理性又不是教条不是戒律，只是春雨淅淅沥沥。他信奉开卷有益，把读书视为理性的温床。有一次，我和姐姐光顾读书，没做该我们分担的家务，恼火的妈妈撕破了书。我爸下班后，很严厉地批评了妈妈，说咱的孩子可以不喜欢家务，但不应该不喜欢书。当然他转脸又笑嘻嘻地对我和姐姐说：更应该的是，书读得好家务也做得好。我爸做家务不行，他笨拙、懒惰、油瓶子倒了都想不到扶。记得那天妈妈连夜糊好了破损的书页，但故意不讲理地说：他们读的都是“毒草”。我家当时的几箱子书，封面上，基本被我爸做了标注：“大毒草供批判用”，是他希望如遇抄家，这些书可以曲线脱险。我爸也故意不讲理：对呀，是毒草呀，可咱的革命小将不读一读，怎么批判呢？
二
我爸爱说话也会说话，不论私下聊天还是公开演说，都机敏幽默有表现力，他自诩是得了点康德“谈话的美学”之真传的。他的一生，既因工作需要也是兴趣所在，不断涉及的大部分话题，正是——至少在一定层面上——玄奥并且僵硬的东西：主义。
“政治”一词出现在中国，有一百多年。在汉语言的浩浩长河中，百年的历史太过短暂。短暂易导致生吞活剥，生吞活剥则消化不良，于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一直狭义，三喂两喂，就把它豢养成了个危险的东西。可政治又是活跃元素，特别喜欢突出和挂帅，还绑架主义，这样，主义就也危机四伏。可以把主义暨政治这种叵测的东西说得深入浅出又收放自如，言之成理又引人入胜的，我爸是第一人。我不认为我的判断太井底之蛙。多年来，与我爸有过往来，提及我爸，他们都会赞叹一句：你爸讲话太精彩了，听他作报告是种享受。顺便说一句，唱赞歌的都是前辈，他们没理由讨我的好。再顺便说一句，我爸从来不是官员政客，只当过业务小干部，他的所谓“讲话”或“报告”，除了私下的海阔天空，再就相当于现在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宣读。那时没学术，更不讨论，我爸的“口头论文”不论多长，“发表”后，唯一的报酬是口腔快感。
我爸擅说却不擅写，几乎没留下署他名字的像样文章，而他发表的所有文字，都只能将他定性为一个拾人牙慧的传声筒而非识见独到的解惑者。先是在个市级革委会写作组吃香喝辣，模仿“梁效”“罗思鼎”的文体风格与署名方式，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大块文章。然后调回出版社重操编辑旧业，组织多路人马撰写国内第一套多卷本的《马恩选集简介》，“工农兵三结合写作组”是他们的集体署名。后来，“文革”结束，我爸的作文生涯也告结束。我动员他写下去，说你不写列宁写别的呀，他以列宁一篇文章的题目与我戏谑：不急不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没做到“少些”，更没做到“好些”，“坏些”的文章也没再写过。
自童年起，我就渴望以精神的方式成名成家，在并无稿费之说的年代，甘愿匀出些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的大好光阴，去吟诗作文舞文弄墨。我爸欣赏我学习的自觉，却像反对我逃学旷课打架斗殴一样，反对我吟诗作文舞文弄墨。他动员我拆装半导体或钻研微积分。我是个什么料他很清楚。我笨得往墙上钉颗钉子都钉不直，一百开外的加减法都得笔算，考大学时，苦学半年我数学只得二十几分，他已然满足于我的超水平发挥。但他太不愿意我吟诗作文舞文弄墨了——当然更不愿意我当工农兵。他不认为我的偏科是不治之症，他觉得，既然我十三四岁就能代替生病的老师给两个班的同龄人上语文课，若再花点心思，在数理化方面高人一头没准也行。他给我讲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多么残酷，以屠刀和绞索形容美妙的白纸黑字。他希望他教我背诵的诗文成为我修养的底色，他希望他鼓励我阅读的小说成为我了解世界与人性的窗口，但他惧怕我成为为他人涂抹底色和凿壁开窗的人。1979年我考取大学时，在为我送行的隆重家宴上，他竟硬生生郑重地说，在我三十岁前，能完成他的两个希望他就满意：一，入党；二，生孩子。如今他要求我做的两件事我至今没做，他反对我做的一件事我始终在做。
以前我认为，摆弄文字只涉志趣，只涉声名，现在我知道，它更指向思想的自由与精神的独立。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远远大于各种主义。我爸定然清楚这点，正因为清楚，他把自由与独立视为僭越，而僭越的风险，在他那里大过一切。他要保护儿子，就要剪掉儿子僭越的翅膀。入党和生孩子都政治正确，他相信，只有走在随大溜与过日子这条康庄正道上，他那满脑袋奇思异想的儿子才有太平。以此推想，不难判断，一旦我给他扣上帽子，不论虚无还是实有，只要挂着主义的飘带，他就不会贸然领受。他同样清楚，作为一个志愿放弃自由与独立的人，对于主义，领受即亵渎。
三
从我爸二十多岁的照片上看，他身材匀称，白净清秀，严肃的表情刚硬深邃，炯炯的双目有穿透力。那双后来的小眼睛竟不见小，坏坏的笑容也隐而不现。谜底由我妈揭开。我妈说，每每照相，我爸总顾忌眼睛太小影响帅气，就不敢笑，光瞪眼，照片上的端庄只是谎言。我猜想，我爸后来那种识人的本事，大约就源于自我解剖：照片上下的他判若两人，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呢？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不要轻信，越是天花乱坠的东西越要警惕。那时“感动中国”的英模典型比现在多。那时没有“做秀”一词，他把做秀称为“整事儿”，那时候，我特别佩服我爸那双笑眯眯的小眼睛，它总能戳穿某个大人物或小人物所“整”的“事儿”，让许多“正经”变形为滑稽。
我爸是吉林省东丰县刁地主家养尊处优的四少爷，十五六时，在国高读书。十六七了，经过一番小小蓄谋，冬季某个飘雪的深夜，他溜出设在县城的学校，并未返乡与家人辞别，就与其他三个同学混出国军关卡，去共军那里拜了码头。这次雪夜出走，是一次主动的信仰植入，它完成的，是我爸心理上的成人典礼。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爸对主义的选择，并非源自一时冲动。土改时，不再饥寒交迫的我爸他爹被贫下中农乱棍打死，镇反中，也曾忧国忧民但参加了国民党的我爸他大哥被政府枪毙，对这样的失亲之痛，我爸这个前候补地主现中共党员，没激荡出半点人性波澜，这足以见出他信仰的坚定。必须说明，由于当时他被党派往大学读书，大学里的党领导比较迂腐，虽然教他阶级论，但人性论的余毒尚有残留，曾主动建议他回家看看。我爸谢过组织的人性，真诚地捍卫了党的阶级性，他表示，只有党是他的亲人，他爹他大哥只是敌人，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他不会再回那个罪恶的老家。工作没需要他回过东丰，五十多年里，他也就真没再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东丰距沈阳不足两百公里。
我指责过我爸冷血动物。他没不高兴，他很正经地做了两点解释：第一，人人都有局限，局限无以弥补，既然超越不了历史，时过境迁后，以打完一巴掌再送个甜枣吃的方式自我原谅，是稀释罪责，是为下一次屈从局限预留台阶，而他，更愿意让往昔那个过激承诺成为难收的覆水，既为汲取教训，以避免以后再陷局限，也为自行剥夺还愿的机会，以求更长久地自我惩罚；第二，这一辈子，至少四十岁前，他对他爹和他大哥，真的只有仇恨没有怀念，他发自内心地与他们划清了界限，可他们从来不放过他，总为别人打他充当暗器，他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引他们之火焚烧自己。基于我对他这个人的了解，我相信他这回的正经里杂质较少。其一，既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又为不失去内心的依凭，他对他青年时代即信仰并且追随的东西，必须持续地保持尊重，况且，这个东西的衍生品还给了他许多实际的好处——补充一句，对我爸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庞大的体系，不只是动听的口号或权宜的策略；其二，他始终相信，文化大革命的病毒会再度肆虐，他非常害怕他爹他大哥还纠缠他，尤其怕我和姐姐受他们株连——再补充一句，我爸知道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没说下一次“文革”也有打倒刘邓陶和粉碎“四人帮”，他的观点是，两片树叶差异再大，也都是树叶而不是别的。
翻过我爸的生命档案，从本质上说，我爸只是一个崇智的、向善的、对人类文明心怀景仰、对精神生活抱有热情的普通读书人，如果时代赐予他机会，他会乐于研究问题，如果时代切断他退路，他则甘为行尸走肉。
(摘自《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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