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成都古城的布局，让成都和北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不仅皇城方正，左祖右社，就是街巷也是几何图形式的平面划分式，是皇城的扩大和衍化，从而构成了古城雍容稳定的形象。
只是有一点，成都和北京不一样。成都的街巷基本都是面朝东南而背向西北的方向，也就是说，有一定角度的倾斜，而北京则完全是正南正北。我曾暗自猜想，会不会是因为成都城建的是不规则的龟状，使得街巷也随龟头方向摆动，一直到这次来成都，在图书馆查阅成都的档案资料，看到了钱玉趾的《探真古今诗文》，才恍然大悟。钱先生指出有这样两种原因：一是古代成都地区祭祀，从三星堆到十二桥遗址中先民祭祀时，都是面向东南，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生活在东南方向的位置；二是和成都地区的盆地气候有关，成都地区多雾，雾气散后，已近中午，太阳出现在东南，便以为这就是日出的方向。所谓蜀犬吠日，吠的是这个方向。他同时例举成都北门外羊子山土台遗址、郫县古城遗址和宝墩古城遗址，也都是面朝东南方向，证明成都不是孤例。
还有一点和北京不一样，在历史的变迁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少老的街巷都无可奈何地拆掉了。北京是拆掉就拆掉了，这些街巷便彻底消失了。到了成都发现，即便是拆掉了，那些街巷的名字都还保留着，并竖立一块街牌，让曾经存在的古老街巷之魂，依旧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让人们有个迎风怀想之处。
每当步行或车行于如今繁华的成都闹市，看到高楼大厦之间矗立着这些已经没有了的街巷的街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年在日本广岛，看到了每一处当年被原子弹炸毁的楼房和街道，在街头立一块或在新的建筑物上，都立一块或镶嵌有一块铜牌，铜牌上面刻着文字和图像，沧桑无语话当年。成都的做法和广岛很相像，我以为这是善举，起码是对失去的街巷的一种弥补。就像贾樟柯在他的电影《二十四城记》里引用的一句诗：“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也足以让我荣耀一生。”因为那是历史，也是这种城市留给我们的馈赠和记忆，这样的街牌的竖立，让记忆有了依托，有了实实在在的力量。在我们对着它们想象那逝去的一切的时候，想象便不仅是补充，还使得眼前的这座城市有了感情的血肉，让历史不再是属于博物馆的标本，而是和我们现在的情感一道风生水起。
作为一座古城，再没有比这些古老街巷更能散发着历史活生生气息的地方，因为这些街巷和普通百姓日常的起居饮食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相互的血肉和鱼水关系。成都的纯阳观街，当年因有明清时一座纯阳道观而得名，后来却成为有名的卖鞋一条街；学道街，当年是学子荟萃的府试之地，后来却成为了有名的古籍书肆一条街。这样的街巷，在成都不胜枚举。比如，外东珠市街，专卖木炭；外东芷泉街，专卖中草药材；外东水津街，专卖木柴；外东水井街，专卖棺材；外东北城郊，专卖大粪；东大街，专卖洋百货。新银街，有成都的第一家银号；暑袜街，有成都的第一家邮局；盐道街，有成都的第一家女子师范学校……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很多街巷的更名，因为这和北京更为相像，所改之名，都是因为原来的名字太土，不雅。比如北京把“打劫巷”改为“大吉巷”，把“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博胡同”，把“墙缝胡同”改为“翔凤胡同”，“烂面胡同”改为“烂漫胡同”，等等，不一而足，多是取谐音而改之，体现了汉字的丰富性。
成都，也一样，比如把“脷肢巷”改为“荔枝巷”；把“母猪湾”改为“猛追湾”；把“火巷子”改为“三多巷”——因为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时把这里炸成一片火海，以为“火巷子”太不吉利，改“三多”，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
但是，成都有些地名的改动很有意思，和北京纯粹为俗雅改动不一样。比如爵版街，是清朝一条有名的老街，因有一家印制爵版的林家铺子而得名。爵版又叫手本，如同现在的名片，是清代官员的下属觐见上属递交的简明得一目了然的自我介绍信，上面印着头衔和姓名。当时有郑孝胥亲笔书写的门联悬挂于林家铺子前——“大爵乃尊，天版为业”，道出了爵版的尊贵之意。但是，老百姓不买账，也不用去为官阶等级森严而费心，弄不懂这个爵版的深奥意思，便取谐音改名为“脚板街”，彻底把捧在手上的东西给踩在了脚下。如此变雅为俗，明显反其道而行之，在北京尚未见过。
同样在满城旗人集中居住的街巷中，“松柏胡同”和“普安胡同”，都是挺吉利的名字，都因其一为屋顶铺琉璃，一为外墙是红墙，而改为一望便知的“黄瓦街”和“红墙街”。“仁里头条”和“仁里二条”，其中的“仁”字更是自孔子始就倡导的民族要义，改为了如今有名的“宽巷子”和“窄巷子”。有意去其文雅之意，而以颜色和宽窄定街名，也不能完全说就是俗的取而代之，其中有着民间的智慧。易记便识，使得这四条街巷在众多老街巷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宽巷子和窄巷子，简直是老成都的一张名片，成为了来成都的外地人不能不去的地方。可以设想，如果不叫“宽巷子”和“窄巷子”，还叫“仁里头条”和“二条”的老名字，还会有这样的魅力吗？俗和雅，就是这样的一纸之隔，成都人轻轻一捅，捅破了它。
成都街巷改名最有意思的是两位军阀。
一位是杨森，1924年改造春熙路，是他的大手笔。有拍马屁者想把这条新开辟的商业街改名为“森威街”，杨森摇头不同意，定名为“春熙路”，取老子“如登春台”的美意。1925年，杨森入住猫猫巷，拍马屁者将巷子改名为“将军巷”。这一次，杨森没有不同意，而是欣然受之。
另一位是刘湘，1935年入住刀子巷，这个巷子本来是清代刀剑铸造一条街，所以取名为“刀子巷”，和猪市街、浆洗街以前是卖生猪的、浆洗衣服的一样。刘湘入住后觉得刀子主凶不吉利，改名为“多子巷”。
这和北京非常相像。民国期间，著名的架子花郝寿臣花了两千大洋买下块地皮，大约一亩，盖起了四合院，只是当时地名不雅，叫“粪场大院”，郝先生给当时北平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希望改为“奋章大院”，三天后便被批准。“奋章大院”的街名，便一直叫到了现在。只是京剧演员改地名要经过市长的批准，刘湘和杨森改名要不要上报批准？不过，“刀子”和“粪场”倒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仿佛是成都与北京遥远的一个对仗。
街巷的地名，既是自然地理的符号化，也是空间形态的历史化，包括着这条街巷的观念、习俗、传统形态和人物演绎，以及政治色彩和对以往与未来的想象。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对自己本土文化坚韧的固守。
有一天，忽然自以为是地发现，成都的很多街巷和“吃”有关。且不说总府街有赖汤圆，草市街有郭汤圆，春熙路有龙抄手，暑袜南街有矮子抄手，荔枝巷有钟水饺，耗子洞有张鸭子，金河街有夫妻肺片，北门万福桥头有麻婆豆腐……这些地道的成都传统吃食。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两条街上的两家餐馆：一是指挥街上的小雅餐厅，一是祠堂街上的努力餐厅。两家餐厅都是名人所开，“小雅”取古意，是作家李劼人所开；“努力”是新词，为革命家车耀先所开。两位各有职业，又都是美食家，餐厅所售虽然是家常菜，却都是他们本人亲自下厨，地道的成都味道。一时间，生意不错。努力餐厅举的是革命旗，餐厅外的墙上写着“革命饭，努力餐”大字，以此掩护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小雅餐厅打的是文化牌，谈笑有鸿儒，往来也白丁，不薄教授，也爱贫民和寒士学子。其中李劼人招收贫寒的川师大学生钟郎华当餐厅的跑堂，资助他读完大学的事情，传为美谈。
还有一处，虽不是名人所开，但和名人有关，是陕西街上有名的川菜馆，叫“不醉无归小酒家”。这个店名起得别致，为它锦上添花的是，民国时期军阀王瓒绪请画家齐白石到这里吃饭。王瓒绪附庸风雅喜好收藏名画古画，知道齐白石来成都，请齐白石为他鉴别他的收藏。齐白石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画没有一幅是真的。王瓒绪很是恼怒，但最后还是要做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请齐白石到这家餐馆吃饭。也成为了一则逸事。
还听说另一则与名画和餐馆有关的逸事，也是一位军阀爱好收藏名画，不知是不是这位王瓒绪，也是一位行家为他鉴别，告诉他那幅画是假的，不知是不是齐白石。这位军阀没有请鉴赏家吃饭，倒是把卖他这幅假画的画商请到餐馆里吃饭，不知是不是这家不醉无归小酒家。饭菜端上，那幅画也悬挂墙上，军阀一把把手枪拍在餐桌上，顿时吓得画商一激灵。军阀端起枪，对他说：“我不枪毙你。”然后一枪打在画上，又说，“但我得枪毙这幅假画，让它不能再在世上骗人。”
如今，指挥街、祠堂街和陕西街，都还在。我曾经到这三条街寻找过这三家餐馆，只看到祠堂街上立有纪念牌，介绍此地曾有过车耀先烈士开过努力餐厅。小雅餐厅迁到李劼人故居里。不醉无归小酒家，黄鹤不知何处去，已经无处可寻。
我对在祠堂街立介绍努力餐厅的牌子，很是赞赏。如果在这三条街上这三家餐馆的原址都立上这样的牌子，继而推而广之，在许多曾经发生过类似故事、曾经有过这样的纪念之地的街头，都立上这样的牌子，该是什么样的风景？那将是一本打开的书，街巷和历史一起连缀起那一页页，风和记忆一起翻开那一页页，如果能够从头读到尾，会是关于成都别开生面的一部大书。
德国文化史家瓦尔特·本雅明曾经说过：“在波特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了抒情诗的题材。”走在这样古老的街巷，或者想象这些古老的街巷，包括它们古朴而趣味横生的街名，成都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抒情诗的题材。
（摘自《蓉城十八拍》，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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