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形象考
温源宁的人物小品集《不够知己》中，曾形容吴宓的外形“恢奇得像一副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惹得吴宓恼恨交加。其实，这种英国式的嘲讽还是有节制的，整篇文章，在四分玩笑中，还有着六分庄重。
牟宗三回忆初见其师熊十力时：“……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牟将熊十力抬到三十三天之上，却以“走方郎中”来比拟他，不也很有些滑稽吗？
这还不算，试看李敖的《我的殷海光》，竟这样写他对殷海光的第一印象：“……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文人中最刻薄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相比之下，“走方郎中”啦，“形似一颗炸弹”啦，就显得轻描淡写了。
教授何曾一定有教授的样子呢？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郑国迷了路，有郑人跟孔门弟子子贡说：“东门有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据实以告孔子，孔子不怒反笑：“……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这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丧家狗”故事了。——以今视昔，称孔子为“丧家之狗”，也就跟“脑袋形似一颗炸弹”、刚小便完的“走方郎中”、“卖春宫画”的猥琐男之类的形容差不多罢了，虽有些揶揄的意思，可也无伤大雅啊。
孔圣人自己毫不介意的事情，他的徒子徒孙们——而且只是自命为徒子徒孙者——却火冒三丈直跳脚了。世间事大抵如此。说到底，抬高圣人，也就是抬高自己，所以他们才不能容忍任何贬低圣人的言论。盖圣人若是丧家之犬，则他们又算什么呢？
【补记】
李敖还这样描述老师姚从吾：“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后来又说：“姚从吾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虎口，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皆足令人绝倒。
肥胖者最聪明
沈宏非的专栏《肉食者鄙》曾说：“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变瘦，最好能变得像电影里的‘第二号坏人’那么瘦——我早就发现，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舞台、银幕或者海报、漫画及连环画里，‘一号反派’角色普遍偏胖，同时二号反派角色通常偏瘦……”但还有一点他未指出：“一号反派”不仅胖，而且蠢；“二号反派”则总是瘦得奸诈。换句话说，肥胖者必愚蠢，聪明者必干瘦。
在遥远而万恶的旧社会，体重跟资产是成正比的，故剥削阶级大都脑满肠肥，普罗大众必定食不果腹；由此可见，“肥胖者必愚蠢”的身体政治学，想必起源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敌意之中，是阶级仇恨的文化衍生物。
当然，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体重跟智商并不成反比，相反，倒可能成正比。试以文化人为例。
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胖子，恐怕要数傅斯年，一位学术天才兼行政长才。黄裳上世纪40年代在《关于傅斯年》中描画：“傅先生面色红润，团团如盘，两只小眼睛在圆眼镜后面做一条线状，照联大同学的看法，正是像孔先生一般肥胖肥胖的了。”在左派眼中，傅斯年是学阀，将他比作财阀孔祥熙，可算恶毒。那廉君《傅斯年的故事》所记尤有趣：“傅先生、李济先生（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和另外一位裘善元先生，有一次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特别替他们雇好了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先生，工人们看见是一个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先生，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先生最后走了出来，所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跳，比第二个胖得更厉害，两人扛起‘滑竿’拔腿跑掉，弄得请客的主人很尴尬。”
词曲名家卢前(字冀野)，号称“江南才子”，也以肥胖驰名，梁实秋《记卢冀野》说他“体肥，臃肿膨亨，走不了几步路就气咻咻然”。1936年在北京，有一次他跟张恨水、张季鸾、左笑鸿等小聚，谈到打扑克有“同花顺”，左笑鸿摹仿王渔洋词“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吟出一句“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张恨水更开玩笑道：“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当时席上正有一盘东坡肉，举座遂为之大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跟傅斯年一样，也让当地的滑竿夫吃尽了苦头。
此外，史学家齐思和也是胖子，陈毓贤《洪业传》记：“1960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按：‘自然灾害’云云不确）期间，洪业（按：1949年以后寓美）听说他一个顶得意的学生齐思和，一向被称为齐胖子的，瘦了许多。刚巧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连士升，是位燕大校友，也是齐思和的好朋友，请洪业撰稿，洪业便写了《我怎么写杜甫》一文，叫连士升把稿费拿去买些食油及肉干寄往北京给齐思和。”
有这些肉身痴重而头脑聪明的前辈在，世之肥佬大可以挺起肚腩做人。还看今朝，又有沈宏非、王小山、王怡等等后起之秀，更可谓江山代有肥人出了。
有道是：瘦亦何欢，肥亦何苦？高贵者最愚蠢，肥胖者最聪明。
学人与口吃
蒋寅《金陵生小言》卷一《儒林外传》有一则，罗列古今才人名士之口吃者，其中涉及近世学人有云：“国学大师王国维、广西大学创始人马君武亦口吃。……哲学家冯友兰亦口吃，1948年自美国归，于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讲演，首次听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至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剩四五人听讲，以其口才不堪卒听也。叶公超每遇冯，喜诳称遗忘，郑重问冯家门牌，冯必‘二二二二……二号’，七八个二乃止。其讲课念顾颉刚名，或‘咕唧咕唧’之久而不出刚字，念墨索里尼，亦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此见门生程靖宇《冯友兰结结巴巴》一文所述。”
按：此谓王国维口吃，似不确。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曾谈及：“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陈垣弟子牟润孙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中也回忆：“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得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这些话是王的远房外甥赵万里说的，万里那时做王的助教。”由胡、牟两位亲见亲闻者的忆述，可知王氏只是口拙，还算不上口吃。
至于冯友兰的口吃，民国杂志《人间世》曾有描述：“这一次的见面，芝生先生所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朴素、静穆、和蔼等德性的学者的印象。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那就是芝生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很使我们这班无涵养无顾忌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我常想：像芝生先生那样的严肃端正的人，会有这样的可憎恶的毛病，真是太不合适。”（据车吉心主编《民国轶事》，第十卷4069页）可与此处对照。
此外，近代口吃的名学人至少还有顾颉刚、容庚。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后，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写到一位学者“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位叫“鸟头先生”的结巴学者，即影射顾颉刚。鲁迅1927年6月23日致章廷谦函，提及顾颉刚当时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又挖苦道：“……下半年上堂讲授，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鲁迅全集》，第十一卷550页）
冯友兰，顾颉刚，容庚，皆是现代学术史上各据要津的赫赫名流，何口吃之济济多士也？
想来口吃者自不宜当政客或商人，倒较适合当一介学者；因为学者不需要如政客或商人那般巧言令色，口吃虽影响教学效果，但三缄其口，减少交际，却更有利于埋头治学。胡适曾说：“凡是麻子，他的相貌不好看，都是努力要出人头地的，所以成功的也不少。”同理，笨嘴拙舌者不是也会更努力地在著书立说方面下功夫吗？
可惜，时世已非，人情渐异，当今这个时代的学者生涯，早不是在冷冷清清的小书斋里，而是在熙熙攘攘的学术研讨会上了。今之学人，圣之时者，人在庙堂，心存市井，他们也越来越需要到处应酬，越来越需要口唾珠玉了。
如今还有口吃的学者吗？
【补记】
毕树棠《忆王静安先生》谓：“他讲话不利落，似乎还有点口吃。有一次，北京历史学会请他去演讲，听的人都几乎睡着，因为讲的题材太专门，干枯，他那份口才又笨，没劲儿，听的人不能干瞪着眼，只有睡觉。”则指王国维“似乎还有点口吃”。不过毕树棠跟王氏仅是面识，而没有交往，故其所述终不及胡适、牟润孙的回忆可信。
关于冯友兰的口吃，赵俪生也有回忆：“……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按：即冯契)，你你有什么意见?’……”
又，章太炎谓刘师培(字申叔)：“申叔性靡怯，言语吃吃不能甚清晰也。”萨孟武、郭廷以亦有轻微口吃。（摘自《拟管锥编》，中华书局2012年8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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