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壁画墓，如今发现已经很多。唐墓壁画里，人物图像尤其常见，对其服装也有真实的再现。然而，一个现象大有意味：着锦衣、锦袍者尚未闻见。至于唐墓壁画及阿斯塔那唐俑中屡见的侍女所服“条纹裙”，其面料当为繝，而非锦。唐人对锦、繝有明确的区分，因此，在唐代少府监织染署中，锦、繝各有专作。
未见着锦衣、锦袍者，自有原因：那时的汉族人士通常并不衣锦，锦大都用于各类装饰。若在室内，则张挂、障蔽、铺陈；若在室外，则可做马匹的障泥、舆车的帷幔等。如果裁造衣物，除鞋面、囊袋、衣缘之外，就基本是半臂了。当年，半臂锦的需求应当不小，因此，扬州还专门织造半臂锦，逐年贡进。
半臂是种短袖的前开襟背心。着锦半臂的女子形象已屡见于阿斯塔那墓葬的出土物，如木俑、绢画。当年，男子也有衣锦半臂的，如在著名的天宝二年（743年）江淮物产大进献中，高歌领唱的崔成甫便“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和者则有“鲜服靓妆”的妇女百人，显然，此时的锦半臂成了渲染喜庆气氛的抢眼道具。至于锦衣缘，仅只在晚近发现的唐墓壁画中，就出现甚多，如半臂缘、
袖缘、襟缘。唐人迷恋彩色，特喜张扬，因此，靴缘、裙护、抹额也常用锦。
有意味的是，用锦为衣缘、抹额等的均为女人，而不见男子，因此，前述崔成甫的衣锦半臂就更显特殊。尤其以锦半臂著称的唐代男性，是以才华与狂放共享时誉的晚唐名人郑愚，他衣锦半臂、锦袄谒前辈，令合座惊诧。稍晚的文士仍愿记录此事，但归入“设奇沽誉”之类。
安禄山曾经荣宠无比，但在天宝九载(950年)受赐的玄宗赏赉里，仍无锦袍、锦衣之类，这应当是在遵循汉地的习俗。当然，例外也有，天宝十载正月初一，对安禄山的赐物便含“紫细绫衣十副，内三副锦袄子并半臂；“紫衣二副，内一副锦”，这又该同安禄山乃“杂种胡人”关联。汉族人士里，像李白那样衣宫锦袍，乘舟夜游的实在是个特例，因此，正史记述此事，还要写下他“顾瞻笑傲，旁若无人”的神态，以期传达这位谪仙人的皎皎不群的旷世风采。至于武后朝宋之问的以美诗而夺得锦袍，则是殊荣，直到晚唐，仍为文士艳羡不已。
汉族人士通常不衣锦，绝不因为锦不足敷用。大唐盛产彩锦：在少府监织染署内，锦专辟一作；宫中，另有绫锦坊：两京及诸州，还有官织锦坊；民间，则有织锦户；在土贡资料里，贡锦之地，前期有赵州和扬州，
后期则在扬州之外，又多出了泗州、蜀州、绵州和更著名的益州；而产锦之地应当更多，除去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外，至少还有西部边疆。
织造繁盛如此，原因之一是，衣锦者还大有人在，那主要是胡人。这在中亚壁画里，早有充分的证明。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也历来如此，唐代的典型例证是传为阎立本的名作《步辇图》，画面绘出十余人，但衣锦者仅吐蕃使者禄东赞一位而已。另外，天宝十一载（752年），安禄山遣子向皇帝献奚族、契丹族俘虏，也令其“妇人皆以衣纹锦”。
关于异域和少数民族上层衣锦的记录，在汉文典籍中，几乎俯拾即是，如对波斯、大食、拂林、粟特等的衣锦，在《隋书》、《大唐西域记》、《通典》、“两唐书”中，描述甚多。唐人还有很简洁的概括：“沙漠之人，素爱锦罽”。于是，至少按盛唐制度，赐中国臣僚以“杂彩”,赐 “番客”的却是“锦彩”。赐胡
人的不单是匹料，往往还有锦袍，为此，扬州织番客锦袍，益州（今成都）则造粗、细两种锦袍，以供帝王赏赐外番。益州锦袍有粗、细之分，是因为受赐者的身份尊卑有别。（摘自《古物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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