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中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每个公共空间性质都不一样，这里我主要谈微博对中国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公共空间。
中国的微博特色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且可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用“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前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面前，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下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某一天你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碰到一个人，他不但与你话不投机，而且品行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不怕受到任何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都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戾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和国家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是盲从。
与美国的推特不同，在中国，微博可以无限制地添加评论，显示很精确的转发数，还带有长微博功能。这些性质加大了“水军”在中国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其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
当下的思维方式
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即便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占据强势地位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其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一个时代性思维方式。
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社会共识的缺乏，而这种共识的缺乏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国家拿不出能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第二，中国古代主流价值观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也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第三，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但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很模糊，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第四，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的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最简单的争论在微博中也无法取得共识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相对简单的人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以下摘录的一个博主在退出微博前发表的声明颇能说明问题：
1.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它带给我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
2.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当今中国让人愤怒的事太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会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还是回到书斋中读书，回到课堂上教学，这更适合于我的兴趣和个性。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但是该博主在退出微博时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我给“对抗国家”加上引号是想指出当前出现的不少“对抗国家”的“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这也是当前中国政治骗子和文化骗子特别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消费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在这种微博环境下引发的动荡，其后果不可小觑。但是，在一个缺乏主流价值观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是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动荡之后，他们中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会对以前的天真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立即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把中国从灾难引向灾难。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的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我衷心希望本文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的。（摘自《民主的限制》，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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