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到今年（2011年）也已经121岁。特殊的年代，让父亲在79岁那年就去世了，今年我也已经97岁了。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经历了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他在北平和谈后留在北平，此后在北京经历了人生的最后岁月，其间挣扎、欣慰、喜悦、彷徨、苦闷……个中甘苦，父女自知。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父亲每次都看电视。天安门广场上“伟大”、“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字写得特别大，非常显眼。父亲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说话。余湛邦一直陪伴在侧，他说，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声称是来破“四旧”的。当晚我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忽然有一天我和我的先生周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
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嘉彬从1968年起被隔离审查了将近一年，逼迫他承认是潜伏在北京19年的国民党特务。在一次最凶暴的逼供中，嘉彬被殴打了，他恼火地说：“我是黄埔军人，不是什么潜伏特务！头可断，人格不可侮辱！”
在“文革”期间，嘉彬写下了4万字学习笔记、10万字的自述材料。
1969年，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那时我的学校对外贸易学院也为我设了一个专案组。因1940年至1946年周嘉彬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副主任，我一直在家赋闲。后来成立外语班请我去教英语。被审问时，自己常常被他们逗得大笑起来。比如：“你穿国民党军装吗？”“每月拿多少工资？”我答那时我是家庭妇女当太太，怎么会穿军装呢？那不是太难看吗？至于工资，我是尽义务的。
1966年，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有关系的。”
1966年国庆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红卫兵去你家了没有”。父亲回答说“去了”。毛泽东很惊讶：“你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
听了这话，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的讲给我们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3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急忙送到北京医院抢救，到6日下午溘然长逝。他岁数并不大，这年才79岁。
父亲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总理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送了花圈，周伯伯亲自致祭。当时正在“文革”，去的人很少，我记得郭沫若、陈毅去了。
告别仪式结束后，周伯伯把我们留下，问了两件事：一是父亲生前手头保存的绝密文件怎样处理了？二是我们家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报告周伯伯，父亲生前阅、存的全部文件，已由中央有关部门妥善接管。总理把丁江叫来对我们说：“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后来，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央统战部对我们家的生活都给予了很大帮助。
周总理去世前两个月的1975年11月25日那一天，童小鹏夫妇等来到我家，说：“是周总理派我们来的。总理在病床上一直惦记着你们一家人。他指示我们，拨一笔款给你们。今天我们就是来送这笔款的。”当时，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不能收。但他们说，这是周总理的决定。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对一纯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就提出来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就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这封“万言书”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和母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从化温泉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这个事是周伯伯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伯伯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后他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接着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后，父亲并没有说话，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很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从此，父亲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只往返于北京医院和寓所之间。
周伯伯曾劝父亲：“党内的事，你最好少管算了。
【外一篇】
我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
2002年，我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身份向全国政协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出版《蒋介石文集》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提出的，中宣部安排人民出版社进行编辑工作，拟印1000部。稿本出来后，毛泽东主席批示：“一千本太少，印它一万部。”
但不久“文革”开始，此事不了了之，稿本也散失了。
随着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现在的政治环境，比起40年前要更适合于安排出版《蒋介石文集》。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遗憾的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尚没有一部祖国大陆出版的蒋介石的文集和全集，这不仅影响了对民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团结海内外华人、促进祖国统一也是不利的。现在蒋介石作古已经近四十年，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将其文献公开出版，其正面的意义肯定大于负面的影响。
台湾曾经出版过几种蒋介石的文集、全集，但出于政治需要，都对其有取、有舍、有修改，因而不够客观。如果我们编辑出版《蒋介石文集》，既可以利用其成果，又可以弥补其不足，还历史本来的面貌，以为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研究者提供真实可信的文献。
（摘自《回忆父亲张治中》，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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