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1876—1951)原名张寿春，字伯苓。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师承：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围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高徒：曹禺、老舍、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等。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往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日：‘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牧同事业。’”
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一桩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但其所呈上的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奏折，实是根据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所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的观点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严修（严范孙）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因横贯商学两界，1904年，严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仅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两人在教育方面长达近三十年的联手耕耘从此发端。胡适曾评价道，张伯苓和严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圆满的一件事。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办新学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学生在私塾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张伯苓在严氏家塾讲授的却是数学、理化和英语。数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英语教材是《科学读者》。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也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曾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飞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而张伯苓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当时的张伯苓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还教学生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下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一个学生撑膝弓背，其他学生轮流从其背上跨过去，让有些人觉得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塾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胡适任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1901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羡慕严馆有张伯苓这样的教师，也礼聘他教授自家学塾。
此后，半天严馆，半天王馆，张伯苓在继续塾馆教学的同时，开始计划建立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还请了日本教师。在回国途中，两人商定，先办中学，再图扩充。回到大津，立即开办新学。校舍用严宅偏院，学堂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由王家捐助，筹办费用两家分摊。出榜招生后，首批录取了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73名学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校名初为“天津私立中学堂”，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他把乡贤郑菊如捐助的15亩坟地置换为天津城西南一块地广人稀、适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为“南开洼”，校名遂改为“南开中学堂”，再改为“南开学校”。“南开”之名由此确立。
在南开中学，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
张伯苓对学生的性教育的重视也胜过今天很多中学。他在修身班讲手淫的坏处，查禁黄色小说，严禁学生进妓院，还在妓馆多的街道派人巡查。规定学生无故夜宿校外，须详报行迹，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于是很多人放心把子弟送到南开中学——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连东南亚的华侨也慕名而来。
张伯苓对诸课程中体育一项的瞩望和远见也非同一般。1907年，在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张伯苓发表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讲。他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过程，并表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张伯苓呼吁说：“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南开中学之出名，除了西式教育之新颖，还因学校管理之严格。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在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都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杆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即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张伯苓从此再没有抽过烟。
南开大学的“挑粪工”
1919年春节刚过，张伯苓就开始了创办大学的筹划工作。2月14日，他在南开中学开学时讲了自己的心情。他说：“国中国立的、教会的大学虽是不少，然而真正民立的大学却不多见。”南开大学要做民立教育的表率。
为了办南开大学，张伯苓曾于1917年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到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杜威等名师，潜心于近代教育史、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课外的时间，他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五十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做足了准备。归国时途经日本，周恩来前来探望恩师。张伯苓骄傲地对他最疼爱的学生说：“以后你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创办的大学。”
刚到天津，张伯苓雷厉风行开办了大学。1919年5月，南开大学主建筑动工，3个月即建成。当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开课。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不仅显示出张伯苓的魄力和能力，也表明了他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奋斗精神。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有96人，周恩来也在其中。经张伯苓特许，周恩来免试进入文科班深造，学号第62号。首届学生还没毕业，南开大学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
1922年，黄炎培在和胡适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弟子送进去。”胡适则说：“老实说，我自己的弟子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
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的运行，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虽然南开是私立学校，张伯苓却坚持招生的独立性。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之内告之。
“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从1930年开始，张伯苓专门为南开中学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关于东北的必修课程，教材选用一本20万字、全面展示东北地区风貌的《东三省地理》。
1927年8月，张伯苓就亲赴东北考察日本扩张的意图。三个星期的暗访，使张伯苓深感危机重重。暑假回来后当场组织，派六大教授组织东北调查团，到东北考察、著书立说、办展览，以警醒国人。
日本军队进入华北以后，张伯苓感到南开学校在天津将面临极大威胁。经过反复的推敲以后，他选择任重庆建立一所新的南开分校，但面临严峻的经费问题。于是他写信给蒋介石，说需要在重庆建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但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支持。蒋介石当即写信给教育部，联系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让他先垫5万块钱给张伯苓。于是，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八百余亩，创办了后来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伯苓被公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不久，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全国国难救国会，黄炎培致电张伯苓请他加入，他立即表示同意。
其后，张伯苓以南开师生为依托，组织学界成立慰问团体，支援抗日前线将上。他的义举赢得全国人民的称道与支持，但也激怒了日本侵略者。从骚扰、挑衅、威胁、置放炸弹，直到1937年7月29日飞机的轰炸。
爱泼斯坦记下了这一罪证——“夜里两点钟，天津市内战争开始……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建筑毁于一旦。”
爱泼斯坦还曾记录过一次日本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对话：
一个日军中尉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
外国记者问：“有什么理由轰炸一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
日军中尉说：“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在抗日战争中罹难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
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张伯苓说：“所有的钥匙都往这儿，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三天沦为废墟，但这不是张伯苓接到的唯一噩耗。战场又发来电报，电文是蒋介石亲拟的：“四子锡祜所在空军，在江西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陶希圣餐叙，宋美龄、陈布雷作陪。蒋介石在席间宣布决定对日作战。张伯苓第一个说话：“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当时也慷慨激昂地作出许诺，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这个许诺后来成为张伯苓向蒋介石申请经费时必提的一句话：“南开师生都感念领袖对南开的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言下之意就是，办学又缺钱了。
张伯苓愈挫愈勇的性格在此表露无遗。他曾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我只知道往前走，决不说‘成了，可以乐一乐啦！歇一会儿再走’。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我也是如此——往前进。”
张伯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南开的坚守博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誉。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也是张伯苓的70寿诞，祖国大江南北的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金”运动。最初预计从社会上募集110万元捐款，但当整个活动结束，捐款总数竟然超过600万元。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嘉奖令，授予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据说当年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超过了3000人。
凄凉晚年
1948年春天，国共双方和谈无望，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就在这一年，72岁的张伯苓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惊诧的选择，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因为跟蒋介石私交很好，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张伯苓不得不帮忙。
到了南京之后大概只有一个星期，他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但实际上，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
1949年秋，刘邓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张夫人敢言：“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此前，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不让老校长动”。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归国家所有。
1950年4月，张伯苓想返回天津，但首先被周恩来安排住进了傅作义公馆。儿子张锡羊对他说：“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表态的东西吧。张伯苓则诚恳地表示：“一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了解，需要多看一看；二是共产党可以骂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可我不应该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
张伯苓直到1950年9月才回天津，第二天就去了南开中学。
这一次张伯苓没有受到像原来那样的欢迎。教务处职员带他到会客室待了一会，“就来一个人说要开会，把他轰了出去。他到南开女中去，没几分钟学生就起哄‘张伯苓！张伯苓！’”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
1950年10月17日，又是南开校庆日。张伯苓想去南开中学参加校庆，中学方面来人表示不欢迎。当时他已经穿上雨衣准备出门，听到儿了的劝告，痛苦地脱下雨衣，不去了。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大理道87号寓所病故，享年75岁。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3个儿子撰写的一则79字的哀启。
张伯苓生前曾留下遗愿，要把他安葬在南开的校园内。之后38年，先生骨灰历次变迁，但始终未能如愿。1989年，在南开老校友的努力下，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回南开校园。
（摘自《先生》，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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