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新闻背后的思考

    两篇文章的作者，以曾引起轰动的新闻做引子，立足于“冷”思考，解读新闻背后的真实内涵，传递思想。

磕头谢恩新闻中的政治伦理

杨于泽

    河北蔚县农民李树贵在天津巧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其患白血病的儿子李瑞成了各级领导“紧急关怀”的对象，看病“不差钱”了。针对此事有一档新闻访谈，题目叫“白血病儿家长：我要向温总理磕一辈子头”。在文中，除了李树贵“磕一辈子头”的表态外，许多白血病患儿的家长也说：“我要是遇见总理，要给他磕100个头。”在另外的媒体上，则有“总理爱民如子”的说法。

    听到这类说法，相信不少人会感到别扭，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李树贵是农民，是人民一分子，是国家的主人；而温家宝是国务院总理，是人民公仆。总理对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一定的政治责任，在帮助李瑞治病这件事上，总理既有个人的人道情怀，也有作为总理的政治责任。李树贵对总理可以心存感激，但依现代政治伦理，他也可以坦然受之，没必要“磕一辈子头”。

    感恩戴德表征一种臣民文化，报道并非肯定这种“传统文化”，更不是要弘扬它。揣摩报道的本义，大概是想通过患儿家长对总理的感恩戴德，来凸显他们面对白血病及巨额医疗费的无助，并呼唤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患儿家长的尴尬处境明摆在那儿，根本用不着靠“磕一辈子头”来凸显。渲染他们感恩戴德，纯属多此一举。当然，报道出来后，社会上会有一种批判的眼光，从而消除一部分臣民文化的流毒。但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毕竟不是专家学者，不可能运用现代观念、标准、工具去做“消毒”工作。

    在中国，政府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公仆，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人，这是“政治正确”的表述。说“总理爱民如子”，将总理做父民做子，显属政治不正确的表现。总理以总理的公职身份帮了李树贵一把，媒体渲染李树贵要给总理“磕一辈子头”，这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温家宝总理自己说，“我毕竟是一个总理”，该做的工作“力度还不够”，这体现了总理的政治责任意识。总理与公民人格平等，总理对人民负责，这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但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少数记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老百姓向某个官员磕头谢恩、对一级政府感恩戴德、对某个组织歌功颂德总是兴趣盎然，津津乐道。有时候，会有记者专门捕捉磕头、颂歌、流泪之类的镜头，甚至会以导演手法无中生有，以使报道合乎“时宜”。这样做，看起来“客观主义”，实则包含着陈腐的观念暗示。这既有违现代政治伦理，亦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对于那些磕头谢恩、歌功颂德之类的“客观事实”，我们的新闻界应当有政治伦理的自我审查。

新闻要真实，宣传更要真实

张天蔚

    作为青藏铁路与可可西里野生藏羚羊和谐相处的重要见证，照片《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曾荣获“2006CCTV年度新闻记忆年度新闻图片”铜奖。日前，此图被敏感的网友发现拼贴造假痕迹，而照片作者刘为强也坦然承认。有舆论将此照片造假事件，视为第二个陕西“虎照”事件，并戏仿“周老虎”的命名，称作者刘为强为“刘羚羊”。

    这两起事件显然还是有着重要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周老虎”始终坚称“虎照”为真，而“刘羚羊”却坦承照片为假。

    “羚羊照”作者之所以坦然承认照片造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并不以为自己的造假行为有错。如作者所言，这张照片一直作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宣传画、明信片出现，作者也“从来没有以新闻图片的形式发表过”，“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张经过艺术加工的艺术照片”。在这里，作者将“新闻图片”与“艺术照片”做了严格的区分，前者必须真实，后者允许“艺术加工”。因此，作者对该照片获得央视“新闻年度照片”表达了悔意，但对同一张照片用于可可西里的宣传资料没有任何异议。这种区分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逻辑：新闻必须真实，宣传可以作假。事实上，这种对新闻与宣传的“两分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伦理，媒体、公众及主管部门，也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新闻”和“宣传”奉行两种不同的真实标准。

    但笔者认为，新闻需要真实，宣传更需要真实。

    作为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媒体（新闻）始终扮演着信息发布和反馈的双重职责。公民、企业、社团乃至政府，都需要借助媒体发布的新闻，了解自身以外的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并据此而做出必要的反应，进而调整自身的行为。在这个收集、传播、反馈的过程中，任何信息的失真，都可能被多次复制、放大和强化，并极有可能导致人们据此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最极端的例证，莫过于我国“大跃进”期间的惨痛教训。当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人们都在反复激荡、相互印证的信息传播中，确信了“亩产10万斤粮”的荒唐“奇迹”时，一场人为的灾难也就无法避免。

    与定义明确的“新闻”相比较，“宣传”的定义、属性虽然相对含混，但必须关注的重要特点是，“宣传”比之“新闻”，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和操控性。建立在失实信息基础上的宣传，便存在刻意误导公众的主观故意。这种“故意制造”看似能够达到某种预期的宣传目的，但由于错误信息与错误结论之间的人为关系，最终将导致与宣传目的相反的悖谬。以“羚羊照”为例，印在可可西里保护区宣传资料上的“和谐”场景，向公众传达的看似藏羚羊的保护成果，其实际导致的却可能是对藏羚羊保护现状的误导、误判，进而导致保护决策的失误。

    从刘为强的自辩中可见，以真实为基础的新闻伦理，已经成为传媒和传媒人普遍认可的共识，但同样应该以真实为基础的“宣传伦理”，却尚未成为各级宣传主体的共识。

    （摘自《冰点时评》，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