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假如你愿意、而且文章足够精彩的话，八点写完，马上“打贴”，十分钟后便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半个小时后即“名满天下”。如此奇妙的场景，是否适合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的种子”顺利生存，作者甚表疑虑。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提醒大家，网络并没有解决人文研究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先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收藏不等于习得。不知诸位注意到了没有，文科教授特别喜欢买光盘，比如《十三经注疏》啊，《全唐诗》啊，《二十五史》啊，我们这两天正在讨论，《四库全书》的光盘买不买。每天想这个问题，感觉比以前的“坐拥书城”还兴奋。买来光盘的当天晚上很高兴，睡不着，因为我拥有了如此丰富的知识。但几年下来，我发现，那些宝贝不属于我，而属于电脑。第二，查询不等于理解。北大学生在宿舍里可以自由上网，可在国内各网站间随意漫游。不过，上网主要是聊天和“打贴”。但不管怎么说，以前苦不堪言的寻访资料，现在变得唾手可得。查起来容易，可阅读、理解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可就困难多了。第三，知道了不等于能创新。现在的学生，比十年前的学生懂得的东西多得多；而十年前的学生，又比我懂得的多——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我相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却不见得。我们不敢说现代人比古希腊人更聪明，也不敢说比先秦诸子更富有想象力。
我那篇文章，谈到网络时代的最大得益，是自由表达和业余写作成为可能。至于问题，我提到人文学科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悟性、情感和想象力有很大的依赖，而这一特性，在网络时代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谈到的，不细说，这里只想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文章体式。晚清以前的作家和学者，受出版条件限制，著作完稿后不断琢磨，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乃常态。现代学者中，也有互相交流草稿的习惯。如今发表途径多样，往往朝甫脱稿，夕即印行。再加上网络，更是如虎添翼。假如你愿意、而且文章足够精彩的话，八点写完，马上“打贴”，十分钟后便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半个小时后即“名满天下”。如此奇妙的场景，是传统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可也正因为发表便利，传播迅速，容易养成快手，而难得再有“慢工出细活”的规矩，更不要说“十年磨一剑”了。对于新闻评论、散文小品等可以一挥而就的写作，问题不大；可对于平实厚重的学术论文，或需要投入十年八年心力的鸿篇巨制，则是一大考验。随着专业网站的出现，这种比快的心态，已经从校园文学逐渐蔓延到学术研究。目前网上的文字，优点是少伪饰，多灵气，随意挥洒，天马行空。可写作的自由与文章的美感，二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反过来，屏幕上的快速写作与阅读，很可能降低人们对于文体感的体认。
过去的读书人，有一经验谈——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顾炎武、汪中都有关于抄书如何有益学问的言论和实践。德国批评家本雅明也有类似的想法，对抄书这一笨而又笨的“读书法”表示赞许。在他看来，真正的读书人，应是定居书中，驻足字丛，而不是像观光客那样满足于走马观花。这样的读书法，很没效率，但穿透肌肤，深入骨髓，真正受用终生。不是行政官员的利用开发，也不是学院派的隔岸观火，而是“文化人”的深入其间，在阅读、思考、写作中安身立命。我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文化人”，是因为想起陈寅恪《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对于王国维的评价：“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在我看来，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而这种真正意义的“读书种子”，在比速度、讲效用的数码时代，能否顺利生存，我甚表疑虑。
目前看来，这仍属于“盛世危言”。但我相信，几年后，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在北大给研究生演讲，希望他们发表意见。不少人跟我争论，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理科生或有理科背景的，普遍比文科学生乐观。他们认定，这只是“技术”问题，网络能够自我更新，足以克服目前所见的诸多弊病。这正好回到刚才所说的，科学家偏向于实证，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注重批判性思维。
跟网络直接联系的，还有教育问题。对于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来说，现在的手段明显增多了。我想，这些手段，大致可分四类：第一，大学的扩招，第二，传媒的竞争，第三，多媒体光盘的日新月异，第四，远程教育的大力推广。不少人在讨论，会不会有一天网络取代了大学。关于这个问题，不只科学家，哲学家也有很乐观的。我说的是《后现代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法国人利奥塔尔。这本书是我在从北京到外地的大学去讲演的飞机上读完的。里面有这么一句，意思是：网络兴起后，各种文化的迅速普及，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因为，就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网络更能干；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不比跨学科集体更可行。
后来我跟学生们讨论，逐渐统一了认识——对于远程教育的效果，或许不能太理想化。如果问我标准化的电视教学，跟过去的书院、现在的大学有什么不同，我会回答，再也没有因材施教，也没有现场感了，因此也就没有师生间直接的交流了。大学里讲课，没有固定的讲稿，会有很多临场发挥，不太准确，甚至有失误或者疏漏，但这样的课堂，生气勃勃，有生命力。学生会说，这位老师有口音，那位老师讲课很投入，还有一位，常常语出惊人。所有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可以随便删去，这是师生之间学问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分。其实，这正是所谓的耳濡目染。可以这么说，知识的传授，尤其是人格的养成，很大程度靠的是耳濡目染。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谈老北大的文章，传播很广，也招来一些批判。我说，老北大的魅力在于，平日管理很松，学生主要靠自学。因为那时北大学生模仿的对象，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林语堂翻译过一篇谈牛津的文章，说牛津大学的教师上课时，抽烟，对着学生喷云吐雾，几年下来，学生就被“熏陶”出来了。我是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那时没有选课的规定，就是跟导师谈话。三年期间，王瑶先生没给我正式上过课。只是每星期去他家一次，跟他聊天。他抽烟斗，因此，我也属于被“熏陶”出来的。对于理科来说，这样带学生，我不知道适应不适应。但对文科来说，绝对有好处。现在的学生经常抱怨，说，老师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很伤心。我相信，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 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当面和不当面，感觉是不一样的。科技发展了，但传统的“熏陶”的概念，依然有效。假如这样，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其实，网络并没有对整个人文学造成致命的打击。相反，网络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不少便利条件，当然，也设下不少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趋利避害，绕开这样那样的陷阱，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怎样使中国文化保持对话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说到中国文化，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这么一说。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在变，都会注入一些新的东西，每代人的工作，都在给后世留下一个带有我们这代人精神印记的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有能力，而且获得成功的话。也就是说，要让中国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对话”中进行自我调整。当然，作为研究者个人，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相对于整个大时代，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得很。
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晚清以降，中国人急起直追，需要很多科技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过于偏向实用，过于急功近利，并因此落下一些毛病。其实，这不是近年才发生的问题，而是这一百年大的发展路向。早期，传教士办大学，他们希望培养的，主要不是科学人才，所以，教会大学里，工科、理科也有，但主要专业是文科，广义上的文科。私立大学办起来了，文科相对省钱，也就比较容易筹办。所以，上世纪50年代以前，大学中，文科科系占的比重比较大。变化在哪儿?抗战中，文科人数、科系大幅度削减。哪些专业增长得最快?医学，其次是工商。这很好理解，打仗的时候，特别需要医务人才。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文科在校生所占的比例，从20％降到11.9％。理科也有所下降。增长的是工科、农科等。更要紧的，其实是50年代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结果是，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都改为专业性质的学院，包括声名显赫的清华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只有个别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有所获益。只保留一个哲学系，一个汉语专业，全国其他大学相关专业的著名教授，都调到北大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北大文科师资力量特别强。当然，新一代学者起来了，北大的优势将相对削弱。在国外，常有人问，以前你们叫师范学院，现在都叫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有“化工大学”、“纺织大学”、“体育大学”，“university”本来是个普泛性的概念，是指对世界以及真理的不懈的探求，对人类知识的完整的把握。如果只是具体的专业训练，叫学院就行，为什么非改为大学不可?我想，很可能是矫枉过正的缘故。主要目的是走出1952年院系调整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过于专业化的、过于实用化的教学体制。当然，不排除好大喜功的“大跃进心理”。
我是比较倾向于“大学精神”，而不是“专业训练”的。因此，我仍然寄希望于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能走出纯粹专业训练的阴影。这样，所谓超功利的思考，所谓生命的精神交往，所谓人文学术的复兴，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此之前，只能凭学者个人的良知，好自为之。
（摘自《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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