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代的副本

1

    出发去干校的那一天，父亲瞒着所有的人来幼儿园看我。我们之间隔着幼儿园大门的栏杆。他说我们很久不能见面了，因为他要去很远的地方。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没有问他“很远”有多远。

    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记忆。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恐惧。

    四个月之后，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祖国迎来了“伟大的”70年代。历史学家有理由和责任对上世纪70年代第一篇元旦社论中这个平庸的形容词提出质疑。他们很容易在字典里找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其他选择。

    站在70年代的入口，我只是一个将近六岁的孩子。沙漠还在延伸，黑夜还在继续，但这就是我的必经之路。我必须走进这个年代，将它当成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师。我所有的感官都将由它启蒙。我全部的梦想都将从它发源。

2

    1970年春天，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天籁之音：Sol—Sol—La-Re，Do-Do-La-Re……（《东方红》乐曲）这是70年代最世俗的乐曲，但是这一次，它来自神秘莫测的天外，来自一颗仅重173公斤的“星星”。

    那颗人造的“星星”就像在今天的卡通片里出没的怪兽，激起了孩子们无边的想象。夏天的夜晚，家长们将竹板凳搬到了我们那一排平房前的空地上。孩子们乘机开始了一场视力和听力的角逐。我从来没有用肉眼看见过那颗“星星”，也没有直接(不经过收音机)听到过那划破夜空的乐曲。但是，有几个孩子却宣称他们听到和看见了。他们在我耳边哼唱起他们直接听到的旋律，同时指着夜空说：“就在那里，动的那一颗，像流星一样。”我有点自卑，也有点嫉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那些年纪相近的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感觉得到的奇迹。

    好在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这已经不是从中国的沙漠上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但这是进入我记忆中的第一朵。它阴森森的美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总是提醒我不要去碰路边的野蘑菇，而我还隐隐约约听说过家族里曾经有人死于蘑菇中毒。这从飞机空投下的氢弹中生长出来的“蘑菇”是不是也会有毒?它的毒性会有多么剧烈？

    像所有身心健康的男孩一样，我对武器充满了敬意。在我出生那一年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和我三岁那一年成功爆炸的氢弹已经是我和邻居的孩子们游戏时使用的常规武器。我们有许多次关于原子弹更厉害还是氢弹更厉害的争论(当然，解决那种争论的最后方式通常是原始的拳打脚踢)。为了游戏能够不断地“升级”，我们总是盼望着新的武器(准确地说，是新武器的“名称”)。

    如果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新一次的核试验都只是技术的奇迹，“远在天边”的奇迹，1970年还带来了只属于我自己的奇迹。

    很多时候，去参加政治学习的母亲并不想让我们自由散漫。她将我和姐姐锁在九平米的房间里。窗外就是街道，我不仅经常能够听到百姓的摩擦，偶尔还能够听到革命的风暴。可是这些都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经常会觉得百无聊赖。有一天，我觉得无聊透顶，于是开始翻箱倒柜。在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在一大堆文件和报纸的下面，我意外地翻出了一本名为《革命烈士诗抄》的书。这书名中的“革命烈士”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但是，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诗集：“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姐姐随意地翻动着诗集。突然，我们的视线被两行诗句抓住了：

    在埋葬我骨骼的大地上，

    将有爱情的花儿开放。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自己能够独立地认全这诗行里的字，但是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两行诗(以及诗人的名字)。这是一次意外的阅读，还是一次宿命的阅读?这是沙漠和黑夜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电闪雷鸣的瞬间，爱情在死亡和诗歌的陪伴下进入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次诗歌体验，也是我的第一次死亡体验和第一次爱情体验。

    像马雅可夫斯基最后的爱情体验一样，这第一次漂进我生活之中的“爱情的小舟”也注定要撞上“现实的礁石”。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向母亲炫耀下午的发现，得意地吟诵出了那两行诗。我以为我的发现和吟诵会得到母亲的赞赏。可是，我错了。母亲只是吃惊了一下，然后很冷静地看了我一眼。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那本书就不见了。而且，它永远都不见了。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为我独创的奇迹。

3

    我出生在四月。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四月的残忍。那一年的教育革命将小学的入学时间提前到了春季。而1971年3月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够法定的入学年龄。母亲不愿意继续将我锁在家里，哪怕抽屉里已经不再隐藏着爱情的秘密。于是，我被送到了在宁乡县城教小学的小姨家去启蒙。一个刚刚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又要开始习惯没有母亲的生活。

    我的小姨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家长。我听话又上进，本来可以让我的小姨非常省心。但是，我还有让“生活来源于艺术”的癖好，弄巧不仅会成拙，还可能闯下大祸。有一天晚餐时，我嚼到了一颗小石子。动作夸张地将饭菜和石子吐掉之后，我模仿《红灯记》里的交通员，重复了他那一句群众喜闻乐见的台词。我的小姨没有为我鼓掌，而是狠狠地给了我两个巴掌。是啊，那是“伟大的”70年代，我怎么可以借用艺术的形式攻击说：“呸，呸，这是什么世道!”

    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棕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存放着我感兴趣的名言和知识。像上进的美国孩子记得从华盛顿以来的美国总统一样，我记得从陈独秀以来的“党的九次路线斗争”中的反面人物。笔记本里有专门的一页按次序整齐地排列着这九次路线斗争。那一页下面的空白让我对历史充满了警觉和期待。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去市里听中央文件的传达，而我所在的长征小学也停了课。我捧着一本连环画在周南中学门外的北正街上边走边读。那是一本我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关于英雄戴碧蓉的连环画。在北正街粮店的门口，我被班上个子最高、成绩最差的那个女同学叫住了。她指着我正翻开的那一页上的“副统帅”说：“你怎么还看他呀?”她对“他”的那种不恭敬的态度令我大吃一惊。我问她为什么不能看“他”。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母亲是不是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去了。我说是的。她得意地笑了笑，指着我手里的连环画说：“中央文件就是说他的，他现在是坏人了。”

    我急匆匆地跑回家，极度恐惧地等待着母亲的回来。

    那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次等待。

    母亲凝重的表情证实了事态的严峻。她收好笔记本后，马上带我去食堂买饭。她走得飞快，从来没有过的快，我端着饭盆费劲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路上，我向母亲问了许多问题，她一个也没有认真回答。她好像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又好像还在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突然发生的这一切惊心动魄：好人变成坏人，天上掉到地上。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好人，而且那也不是一般的坏人。尽管从后来的罪证材料里，我得知“好”其实是装出来的，坏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坏人。在那个恐怖的中午，我还是被“好人变坏人”的辩证逻辑所震撼，极度的恐惧将我的苦思冥想伸延到深夜。

    我还不停地想象身体从空中坠落特别是触地的一刹那的感觉。

    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飞机失事”。它让我至今对飞行还心存余悸。

    几天之后，我在笔记本关于路线斗争的那一页里加上了一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的路线斗争”。而在当时，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对失败者身体的下落有清晰的认识：“粉身碎骨”让我恐惧政治斗争的残酷。

4

    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在将近八岁的时候(1971年底)写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封信。我已经不记得那封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我记得它写在红色方格的稿纸上，写了整整一页。我的这第一封信只是母亲写给父亲的一封信的附件。寒假期间，母亲将带我们去干校探望父亲。她在信里告诉了父亲我们具体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旅行。我们在衡山车站下车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第二天上午，我们踏着积雪去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在一个名为“草市”的小镇停下。父亲已经在车站等待，然后，他带我们去一家饭铺吃饭。除了我们一家，饭铺里还有另一位顾客。他坐在靠角落的餐桌旁，背对着一个完整的家庭，孤独地用餐。我听见父亲低声对母亲说：“那是康濯。”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名字的分量，才理解那种孤独的涵义。很多年之后，那位孤独地坐在偏僻小镇的饭铺的角落，孤独地用餐的顾客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副书记。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与“文化名人”的相遇。饭铺里孤独的角落为我关于“文化”和“名人”的先入之见涂上了阴影。

    吃过饭，从那里，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干校的营地。到达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们刚刚放下行李，父亲同屋的那些“难友”们就都挤到了他的床边。另外几间屋子里的“难友”们也陆陆续续过来了不少。他们好像都读过我写给父亲的信。他们都夸我的字写得工整，信写得通顺。接下来，他们要听我背诵“老三篇”。我坐在父亲的窄床上，一篇一篇地背。我的背诵让父亲的“难友”们惊叹不已。接下来，我开始为他们表演样板戏。我忙得满头大汗，演完了鸠山，又演王连举。在那间阴暗又拥挤的房间里荡起的那一阵阵开心的笑声令我有点忘乎所以。

    23年后的一天，我在广州外语学院的电化教学馆里看《辛德勒的名单》。影片里奥斯维辛牢房的场景突然将我带回到了1972年2月的那个夜晚。我突然又看到了围坐在我跟前的那些“干校”学员。他们开心的笑声改变了我的身份。我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我是他们所有人的孩子，或者说，他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们用最隆重的方式款待我们。他们为我们端上来了三大碗糯米饭，这是节日的待遇。更特别的是，每一碗糯米饭的上面还加放了一大勺凝固的猪油，这是贵宾的待遇。但是，我咽不下如此油腻的食物。从那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我的胃口辨认出了我自己的正常生活与我的父亲们的非常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上世纪70年代，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大差别”之外，还存在着这“正常”与“非常”的第四大差别。

    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和推陈出新的最高指示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当时，长沙有一个以“宣传”而著名的“傻子”，他能够在任何重要文章见报几天后就将它背诵出来。然后，他举着一块写着文章标题的木牌，站在马路边或者登上公共汽车，大声朗诵。像那个“傻子”一样，我也能够背诵许多的元旦社论。社论的标题，比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后来变成了我的许多文章的结尾。重温这熟悉的题目，“更大”的激情让我觉得昨天的“革命”就好像是今天的“奥运”。

    伟大领袖“立竿见影”的语言对孩子们的“语言习得”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来自最高处，却深入到了最底层。在我们的游戏中，性情温良的孩子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脾气暴躁的孩子则首先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炮打司令部”或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显然是“地毯式轰炸”)。当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大家的共识，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每个孩子下不了决心时的强心针。如果对游戏完全失去了兴趣，那就让我们“别了，司徒雷登!”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游戏中灵活地使用同样“锐利的思想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5

    母亲于1972年10月被调往一所位于郊区的中学。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调动其实与教育战线的“派系”斗争有关，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结果。这是上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用复杂的细节来诠释单调的“政治挂帅”。

    与在宁乡的启蒙学期类似，我的同学又都变成了郊区菜农的孩子，我的周围又绵延着大片大片的菜地。

    父亲也回来了。他在城里的一座老式建筑里有了一间与许多人共用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负责为从干校回来的人安排工作。父亲好像对生活充满了向往：他用在干校学到的泥瓦匠手艺在家门边打造了一个有多种功能的土灶；他买了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让家里有了第一件贵重物品；他休息的时候与母亲的同事们一起打篮球、下象棋、玩扑克；他与附近的一些菜农交上了朋友。这突然出现的生机让我看到了一阵罕见的和谐。

    父亲的“回来”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场严重冲突。那是一个恬静的夜晚，父亲坐在竹床上，与他的一位朋友下棋，而我在一旁悠闲地观战。突然，我自以为看到了一步好棋，便伸出小手，想去为父亲“解围”。但是，我细嫩的指尖还没有碰到棋子就遇到了有力的拦截。父亲挡住了我的手，并粗暴地将它推开。接着，他还喝令我“滚开”，不要妨碍他和朋友的娱乐。

    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心会得到这样的恶报，觉得非常委屈。靠在与竹床垂直的床沿上，看着父亲兴致勃勃的背影，我越想越气。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人，我想骂他，又不敢大声痛骂，只是忍气吞声地嘟噜了一句：“你是一个右派。”我觉得只有“右派”才会做出他刚才对我做的事情。

    父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当权派”，不是“右派”，但是他却听清了我的嘟噜，并且被由我为他虚构的帽子激怒。我完全没有准备他会有那样激烈的反应。他在竹板上狠狠地拍了一下，猛然站起，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拳头照着我的头部痛打起来。父亲的朋友被他的盛怒惊呆了。直到母亲从里屋冲出来，他才和她一起费力地将父亲与我拉扯开。

    这场冲突从语言(一个名词)开始，以暴力结束。一个9岁的孩子会给自己的父亲扣上“右派”的帽子，而一个41岁的父亲会被这顶“莫须有的”帽子激怒，用自己在干校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拳头，照着儿子的头部，将他打得死去活来：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奇观，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的奇观。这奇观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创伤，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集体的耻辱和记忆……

    （摘自《一个年代的副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