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鲍文蔚的中央特科经历

    在我国法语翻译界，翻译家、教育家鲍文蔚大名鼎鼎。他翻译的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古典小说《巨人传》前两卷中的第一卷，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巨人传》书名也由鲍文蔚首译。

    鲍译《巨人传》后三卷译稿在“文革”前已基本完成，  “文革”中却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抄走，后下落不明，成为鲍文蔚心中的遗恨。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巨人传》时，尽管《巨人传》已有其他全译本，但是仍只采用仅存的前两卷的鲍译本。   

    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一位学者型翻译家，何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央特科不期而遇，成为高级情报人员?要弄清这点，首先得从中央特科的诞生和顾顺章叛变说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揭开了国共两党武装对抗的序幕，屠杀与反屠杀对决。1927年11月，为在上海隐蔽生存，中共中央在武汉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它诞生的时间比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简称“中调科”，为“中统”前身)还早几个月。当时，敌我双方互相渗透，此消彼长。中央特科与苏区根据地遥相呼应，形成了城市地下斗争和农村武装割据两条战线。

    中央特科陆续建起4个科：一科是为中共中央机关服务的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二科是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的情报科，科长陈赓；三科是专门镇压叛徒、特务的特务科，也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俗称“打狗队”，科长顾顺章；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科长李强。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分批撤离，特科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特科领导为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在这一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特科领导为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等；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特科领导为武胡景等。

    导致特科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湖北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顾不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幸亏打入南京特务首脑机关“中调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意外截获顾叛变的消息，才避免了中共中央的毁灭。尽管如此，顾的叛变仍造成重大损失：武汉方面中共联络员被全部捕杀；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要员死于顾顺章出卖；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及特科负责人陈赓的被捕，也与顾顺章叛变有密切关系。

    顾顺章作为负责保卫中央领导、铲除叛徒的红队队长，不但对许多基层联络员、交通线非常清楚，对特科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也了如指掌。特科遂被迫迅速改组：周恩来、李克农、陈赓、钱壮飞、胡底等相继撤往苏区；周恩来仍任特科总负责人，陈云、康生、潘汉年等组成新的特科领导班子，重新排兵布阵。

    改组后的特科废除了顾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除进一步强调特科人员之间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往来，还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有公开的社会职业，以掩护革命活动。

    面对这种新变化，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叹道：  “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迅即进入特科视线。吸收鲍文蔚到特科工作，是陈云、潘汉年等特科领导经慎重研究后决定的。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而且他与潘汉年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

    1923年暑假期间，江苏宜兴县教育局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的劣迹败露，当地教员联合暑假回乡的大学生，发起“倒周”运动。正在北京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的鲍文蔚也积极参加，由此结识了年仅17岁、在宜兴县城励志社小学代课教书的潘汉年。鲍文蔚和潘汉年等百余人闯入县教育局与周品高展开斗争，双方在争辩中互殴。周品高以“闯入会场，捣乱秩序”为名，把鲍文蔚、潘汉年等告上江苏高等审判厅。在各界声援下，周品高不但败诉，还被解除了局长职务。鲍文蔚不但由此与潘汉年结为挚友，与潘氏兄弟中的潘梓年、潘菽也多有交往。

    1925年夏，潘汉年从宜兴到北京找到鲍文蔚，通过鲍结识了周作人，由此有缘在周作人主办的《语丝》上刊登自己撰写的《苦哇鸟的故事》，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

    1927年12月13日，鲍文蔚和潘汉年一起去拜访从广州到上海定居不久的鲁迅，他们聊了一个下午，晚上还到“中友天”饭馆共进晚餐。鲁迅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下午潘汉年、鲍文蔚、(章)衣萍、(李)小峰来，晚同至中友天饭。”潘汉年是共产党里较早与鲁迅相识的人之一，鲍文蔚起了牵线作用。

    作为同受五四时期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的热血青年，潘汉年对同乡鲍文蔚的底细和为人相当了解，且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

    1932年3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获“古典文学学士”学位的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回国。刚到家乡宜兴，鲍文蔚就收到潘汉年的来信，信中邀他赴上海面谈。

    1985年10月，鲍文蔚委托其子鲍劲源笔录，口述了《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简称《简况》)，其中谈到这次会见：“我们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据《简况》记载：“他(即潘汉年)当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详)为我找了住处，等待命令。大约5月份，潘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的戴戟，我的主要职责是将法文报刊的有关资料译成中文后供戴参阅……我的办公桌即设在秘书室中。之后，党即通过李胖子布置革命活动。他与我单线联系，偶尔也见到潘。这样，从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

    龙华警备司令部在上海西南龙华镇北，即今龙华路2577号。镇因附近龙华寺和寺里龙华塔得名。龙华警备司令部是俗称，正式名称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由于解放前这里牺牲许多革命志士，解放后被辟为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当时是国共谍报战的主要战场。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专门负责破坏中共组织的首脑机构，严重威胁着藏身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安全。1927年3月21日，白崇禧在此设上海警备司令部，同年9月成立淞沪卫戍司令部。次年4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里面设审讯处、法庭、男女牢房和刑场。从其成立起，白崇禧、钱大钧、熊式辉先后任该机构最高长官，这些人都是反共先锋、蒋介石的重臣。1931年12月底，原十九路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接替熊式辉任淞沪警备司令。这一任命与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驻防上海有密切关系，也为鲍文蔚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创造了条件。1933年，戴戟辞职赴福州，于同年11月参与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匿居香港等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戴戟投身抗战。解放前夕，又积极从事反蒋活动。解放后，他曾任安徽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于合肥。

    1932年1月，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身为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与蔡廷锴、蒋光鼐，为及时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抗日的反应及动态，急需精通外文的人来司令部做秘书。1932年5月，上海当局接待罗马尼亚王子访华，鲍文蔚任法语翻译，受到各方赏识和赞扬。陈云和潘汉年及时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关系把鲍文蔚安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做戴戟的秘书，授少校军衔。

    为避免引起怀疑，潘汉年特意安排鲍文蔚住进高级住宅区霞飞路霞飞坊，与孙科等国民党要员为邻。特科派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务必搞到被国民党枪杀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以确认其是否叛变。

    在获取向忠发供词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关于中共确认向忠发叛变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特科成员黄慕兰的回忆。黄慕兰从租界法语翻译曹柄生那里听说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向潘汉年报告。潘汉年赶紧将此事向康生做了汇报。然后康生找到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转移。康生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通过内线很快就搞到了向忠发的口供，进一步证实了向忠发确已叛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黄慕兰自传》中，基本仍持此种说法。

    笔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创办的《红旗周报》第27期上，看到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于1931年12月10日签发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揭露了顾顺章叛变对革命造成的危害，其中写道：  “不幸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即在他这一布置中被捕遇难，成为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贡献。”  “通缉令”称向忠发为“同志”，将其死亡定性为“遇难”，可知距向忠发被杀近半年时间，中共不但未将向忠发视为叛徒，反认定其为遇难烈士。《红旗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办的机关报，权威性不容置疑。

    2007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部分苏联档案，书名叫《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据该书披露：鉴于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给中共造成的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于1932年6月3日就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写道：“机关某些环节的暴露、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同志的被捕和被杀害、无线电学校学员的被杀害等等，都是顾(顺章)出卖的结果，这成了党在反间谍反奸细斗争中的转折点。”对向忠发的死亡定性，这份报告与《红旗周报》第27期基本一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作出这样的结论，应该与中共方面提供的情况和判断有密切关系。向忠发被杀已近一年，无论中共方面还是共产国际都仍认定向忠发为殉难烈士。

    2003年，作家穆欣依据当年特科成员李强、陈养山、刘鼎、柯麟等口头提供的回忆资料，撰文认为，中央特科是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据查，欧阳新就是负责与鲍文蔚单线联系的“李胖子”)，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对此有更加权威和详细准确的表述：  “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一次曾参加过特科工作的老干部座谈会，会议名称叫“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与会老干部二十余人，发言的主要有陈云、陈养山、李强、李一氓、刘鼎、李士英等。会议中，陈云要求与会老干部每人写一篇关于参加特科工作的回忆文章，写好后交陈云办公室。《陈云传》撰稿人在阐述上述内容时，是在研究综合了“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上这十几人的发言和回忆文章后，得出结论的。

    依据上述资料，可以确认鲍文蔚在获取向忠发供词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向忠发被确认为叛徒的时间，如以鲍文蔚所述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至少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而“一年后”和“很快”或“此后不久”，在时间概念上不能画等号。由此不难理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何以明确认定：  “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就是鲍文蔚。

    潘汉年的两次劝告

    从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鲍文蔚在特科工作期间，特科负责人经历了潘汉年和武胡景两个时期。1933年5月，由于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潘汉年熟悉的潘梓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潘汉年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由武胡景接任特科负责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鲍文蔚为特科做了许多工作。鲍文蔚提供的《简况》虽叙述平实，且仅为片断，但其中蕴含的机智勇敢与暗伏的刀光剑影，却是可以体会出来的。

    搞到敌人密电码，对破译敌方情报，了解敌人动向至关重要。鲍文蔚说：  “利用秘书室的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逐字偷看在心里，然后写成字条，送到现在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送入，旋即脱身。前后共有二三十次。”鲍文蔚曾对外孙苗欣回忆说，他跟译电员在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核心机要部门。他的办公桌在前边，译电员的办公桌在后边。他常常借回头跟译电员说话之机，顺便看他桌子上密码本里的一组组数字。当时背下来，回家抄出后再交给组织。那人也没什么感觉，因为都挺熟的。

    当时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军用地图。鲍文蔚回忆：  “一天，李(胖子)告诉我说江西方面需要南昌地图，要求从司令部搞出来。我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分成数次绘制，又复送到上述秘密地点。一段时间以后，李来说，多亏地图送到江西，给红军在作战上带来不少便利，组织上特别表扬，并给当时50元以资鼓励。”

    1933年3月，廖承志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为营救廖承志，首先要搞清他被关在什么地方。鲍文蔚回忆：  “利用当时的社会关系，(我)特意请当时的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在新雅饭店吃饭。席间从该人嘴里得知廖承志被关押的确切地点，送给组织。当时原想由组织上营救，后其母何香凝就按照上述地址公开到关廖的地方大吵大闹，迫使蒋介石令文洪恩放人。”

    在《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作者老拙撰文详细描述了鲍文蔚1934年参加处决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长黄永华、黄远生兄弟的行动。此时特科已进入由武胡景负责的第三阶段。除恶行动由武胡景的副手欧阳新组织实施，董健吾负责侦察行踪，发现黄氏兄弟二人经常出没东亚饭店，那里有他们一个秘密接头点。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负责为行动运送武器，鲍文蔚负责在东亚饭店开房间，供特科红队执行人员藏身、接收武器。红队队长龚昌荣和另一队员负责执行。经周密准备，红队在东亚饭店电梯里成功击毙了黄永华和黄远生。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消息。对这次行动，鲍文蔚在《简况》里描述道：  “又有一次，李要我以公开身份去到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房子，供其他同志使用。我照办了……数日后，党通知我说，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诉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共产党将国民党内公安局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把老拙的描述与鲍文蔚的回忆联系起来看，鲍文蔚第二次开的房间，应该就在黄氏兄弟秘密接头点对面。只是鲍文蔚把黄永华误记为王华，毕竟已过去那么多年，两者发音又非常接近。

    老拙写道：  “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员的情況，只与欧阳新单线联系。”鲍文蔚的儿子鲍劲源认为，这个“欧阳新”就是父亲在“文革”后为证明自己曾参加特科，而苦苦寻觅的“李胖子”。据资料介绍，欧阳新原名不详，据说本姓刘。1929年他和刘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一起被分到中央特科情报科。欧阳新在特科化名王子春，在不同场合下人称“老王”或“老刘”。因其个高块头大，亦称“大块头”、  “大块刘”。欧阳新在特科连续工作6年，历经特科三任领导，不但是潘汉年的主要助手，在潘离开特科后还辅助武胡景参加特科领导工作。可惜他永远无法再出来为鲍文蔚证明了。因为在1937年苏联肃反时，欧阳新已被当做“托派”处决。与他同时被当做“托派”处决的还有武胡景。

    1934年初，潘汉年从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鲍文蔚。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以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并不适合到那里去工作。出于朋友情谊，他语重心长地对鲍文蔚说：  “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潘与鲍相知甚深，这番劝告可谓推心置腹。

    潘汉年深知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才对鲍文蔚有这番推心置腹的劝告。这既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朋友负责。可悲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不但鲍文蔚被打成右派，对此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潘汉年，也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

    1934年9月，鲍文蔚离开上海赴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从此脱离特科开始翻译与教学生涯。特科也于1935年9月撤销，完成历史使命。   

    (摘自《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