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作为最发达的美国居然是世界上的债务国，相反作为新兴的国家比如中国等居然成为债权国！
中国、东亚国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及其他主要产油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到底是怎样成为全球经济的债权人的呢？其背后的原因又何在呢？毕竟，常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认为，穷国往往容易成为债务国，也就是说，他们往往需要从发达国家输入资本，以维持其金融增长。换句话说，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输入资本往往超过其输出资本，以维持贸易赤字，并通过向其他国家举债来支撑其赤字。而富裕国家则恰恰相反，他们通过资本输出实现贸易顺差。这的确是1997 年之前的国际收支模式。我们不妨看看伯南克关于储蓄过剩的一段话
“我认为，在过去的10 年里，各种力量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全球储蓄供给、或者说储蓄过剩的巨大增长，这不仅可以解释美国账户赤字过多的原因，也可以说明当前全球长期真实利率持续低迷的原因。主要工业国的退休人员/ 劳动力之比的预期大幅度增长是造成全球储蓄水平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认为有一点问题尚需探讨：全球储蓄过剩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方面，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信贷资金流发生了实质性逆转，从而把这些经济体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国变成了威力巨大的净贷款国。”
认为发达国家人口快速老龄化或者说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是造成高储蓄率的原因，这样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但在实践中却是错误的。素以节俭而著称的日本家庭在1990 年之前始终是高储蓄者，但此后，他们的储蓄率开始持续降低。个人储蓄高显然是美国人或是英国人的特点，尽管德国算是欧美国家中鲜有的高储蓄经济体，但这与老龄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与日本不同，德国一直有依靠出口增长并以储蓄盈余进行投资以维持这种增长的历史传统。但是，伯南克提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转变行为显然意义非凡。而这种转变恰恰始于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的泰铢贬值触发了亚洲自二战以来最为汹涌的经济震荡。以前，大多数亚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贸易逆差，属于典型的资本输入国。为吸引国外资本，多数亚洲国家的政府采取盯住汇率制，这就让投资贷款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丝毫不必担心自己的投资、红利或利润会因汇率波动而遭受损失。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多数其他亚洲国家都曾尝试过这样做，但结果无非都是失败。
这些国家都采取了固定汇率制，但又同时允许资本自由进出国境。这本身就是不明智的。如果要锁定本国汇率，就必须控制资本流入，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丧失对境内货币的控制，并在本币受到威胁时输出资本。如果想在资本交易中取得更大的灵活性，就必须让汇率自由浮动。你只能任选其一，但决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两者皆为。
实际上，他们不仅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还通过取消针对贸易及项目融资的限制来吸引国外资本，鼓励国外银行进入。这就加剧了本地银行间的竞争，而受到排挤的本地银行也就只能去争取盈利能力越来越低的企业和项目。在进入亚洲国家的这些国外资本之中，大部分为美元形式的短期借款，且投资对象多集中于不动产、高尔夫球场及其他经济效益不明朗的项目。这与10 年之后的东欧如出一辙。
随着泰铢的贬值，如同大坝决堤一般，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也迅速贬值。而资本却如退潮一般在顷刻时间退去，亚洲金融危机就此拉开序幕。为重现地区金融形势稳定，重建地区金融体系，恢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亚洲国家整整奋斗了六年的时间。但亚洲的金融危机显然不是过眼烟云，来去匆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相反，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基本格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人们才真正感受到它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
从根本上说，亚洲的这场危机必将扭转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全球角色和地位的认识。但有趣的是，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却几乎秋毫无损。中国同样采取的是盯住汇率制，同样对资本流动实施严格控制，但危机让中国坚信，在未来，其或许需要通过资本流动来筹集一笔巨大的军费。而其他亚洲国家，实际上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同样也接受了中国的思维。
这显然意味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而且，这样的巨变必然会改变目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这样，亚洲国家就不会再受制于贸易逆差，依赖外国资本为发展提供资金，而是依靠国外需求创造贸易顺差，培育独立增长的能力，并利用外汇盈余强化自身资金实力，提高对外贷款能力。尽管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立竿见影，但就像伯南克在上面那段里指出的那样，亚洲危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新兴市场从西方资本的消费者变成资本的供应者。
随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并将其金融资本投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只能面对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适应这种转变，接受巨额贸易逆差承载者的角色；另一种选择则是拒绝转变，但这只能带来更严重的贸易摩擦。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国际经济与金融行为准则，全球经济活动及增长就必然要受到挑战。我们选择了迎合新兴市场国家的策略。尤其是美国，经常面临账户赤字急剧膨胀，以至于赤字额几乎达到GDP 的7%，相比之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则进一步升至GDP 的10% 左右。全球性贸易失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资本流动带来的结果就是高度震荡。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一切还依旧如故。到2010 年，随着经济萧条和最终需求涨势的疲软给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常性账户带来转机，全球贸易失衡也有所改善。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下降到GDP 的6%左右。但这只不过是经济危机造成的周期性现象而已。不能不提到的是，决定经常账户头寸的储蓄及投资基本趋势，或者说对外顺差或逆差，存在着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问题。
美国与欧洲居民的储蓄或许不少，但政府财政赤字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让居民储蓄的增加化为虚无。而中国为遏制危机影响而采取的政策，很有可能在中期便实现难以置信的国际收支顺差。虽然中国也积极采取对策刺激国内消费，但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刺激投资、不动产及工业，至于为实现更具有长远意义的居民购买力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面对危机前既已存在的相同的全球性失衡，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选择。如果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容忍新兴市场国家长期维持其巨额顺差，无非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者再度拾起奢华挥霍的生活方式，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无力通过限制公共借款和消费而纠正储蓄的低效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财政和汇率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会把经济拉入泥潭，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又一场严重的经济衰落，甚至是萧条。2010 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走上这条不归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结果极有可能是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衰退，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冲突将再度抬头。
因此，这样的争辩并不难代表美国和欧洲的全部主张。高层次的全球化意味着，这两个占有全世界一半GDP 的地区不可能独善其身，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顾及对方的利益，他们需要合作。而占有三分之一左右GDP 的金砖国家，同样有自己的角色。如果坚决抵制或者不愿意接受体制改革和汇率升值，那么，他们的经济稳定性和安全性就必然会大打折扣，而这又会让原已陷入动荡中的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的恶化。尽管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很快便走出危机，实现复苏，但他们仍然必须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现实挑战。
（摘自《谁搅动了世界》，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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