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朋友

    从寻找聂绀弩开始

    我1982年到1993年，在北京待了11年，给自己订下了一条原则：不主动去找旧相识，除非他们先表示了有和我来往的愿望，但聂绀弩是个例外。

    老朋友，老作家聂绀弩，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香港工作过，我们曾经同在一个小组，我来北京的前一年替他出版过旧体诗集《三草》，他很喜欢。

    给聂绀弩的信是辗转传去的。我记不得他的地址，通讯、电话等没有了，无处可查。只是寄信去三联书店给一位被认为是他干女儿的编辑转。这回是收到回信了，从此开始了和他生命中最后几年的往来。他和他的老伴周颖，被他在诗中称为 “周婆”的，决定要接济我，叫那位女编辑带了两千元给我，那时两千元还值钱，等于我两年多的生活费了。我很感激，但还是还了他，并附上几句半开玩笑的话：“人生穷达费沉吟，白首终难变此心，家有千金欣已足，何须更惠两千金。”这里的“家有千金”其实是说我有一个女儿，故意和他的两千金夹缠在一起。直到记下这件事的此时，我才想到，说不定我还伤了两老的心。他们有一个亲生的女儿海燕是唯一的骨肉，在“文革”后绀弩从山西牢狱中释放回北京前不久自杀死了，女婿接着也自杀。我无意中碰了他们的伤疤。

    我又无意中碰见了另一位朋友，这成了影响我北京十年生活的一个关键。

    给绀弩的信寄出后，首先联系上的是转信的那位女编辑，她是我前一两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由绀弩介绍认识的。我先和她见了面，后来由她带去看望绀弩。这时绀弩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的人，只能接受别人看望他，很难他去看望别人了。

    一次我和老伴去三联书店找那位绀弩叫她“四姑娘”的女编辑时，远远有人大声叫我，走近一看，才看清楚那是三联的负责人范用。前两年到香港访问时我们相识。他热情而亲切，拉了我们上附近的馆子去吃中饭，还约我写稿。后来由“四姑娘”提出，不如写一本谈谈香港的书，这就是后来北京三联出版的《香港·香港……》。插图是范用建议约香港画家江启明画的，装帧设计也出自范用之手，责任编辑就是“四姑娘”。范用有装帧癖，爱设计封面，署名叶雨的就是他。

    那些短文是想到一篇写一篇的，没有通盘的计划。写成了一些，“四姑娘”就说，不如由她先拿去刊物上发表，既可以多得一笔稿费，也可以为这本小书做宣传。

    书是1984年夏天开始动笔的，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1985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1987年春天了。这时已经有了“九七”问题，香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内地到香港来的人也更多了。这本小书也就因缘际会，多了些读者。

    别人告诉我，有些单位派人到香港，不管短期还是长期，先发这本小书，让他们初步对香港有一个认识，不致到香港来时一无所知。

    我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谈香港作家的文字，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当中，引起了一些人注意。组织我写这些稿件的人，又是范用，那时候他还在领导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是他和陈原、陈翰伯等人一手创办起来的。

    范用在“文革”以后，先后参与创办了《新华文摘》和《读书》这两个月刊，相当受到欢迎，他又雄心勃勃地去创办《生活》，已经出版了试刊号，内容丰富可观，看到的人都为它欢喜，但有一个人却例外，他先是摇头，后是摇笔，写了个不宜办的批语，就这样轻易把它窒息在出而问世的前夕。这个人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大权的胡乔木。 

    胡乔木有一个笑话，那是关于聂绀弩的。聂绀弩委托我在香港替他出版了他的旧体诗集《三草》，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和《南山草》。绀弩送了一本给胡绳，胡绳把它推荐给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大为欣赏，就要去探望绀弩。绀弩“文革”后从山西监牢回到北京，因饱受折磨，衰病得整天躺在床上。听说胡乔木要来，顿时陷入紧张状态，以为这根棍子要来打人了，就极力设法阻挡他来。谁知道胡乔木殷勤得很，非来不可。绀弩对人表示：这回恐怕大祸临头了。胡乔木来了，居然一片赞扬，这才使他放下了心。

    但这边才放心，那边又担心，又是由于胡乔木的过分殷勤。原来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上了《三草》，要替他在北京出版，由他重新整理补充，改名为《散宜生诗》。这事给胡乔木知道了，决定要插手。

    胡乔木的插手是毛遂自荐，要替《散宜生诗》写一篇序，这在别的人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在绀弩就实在是使他为难。他想推掉，就说稿子早排好了，插不进去了。胡乔木表示这用不着他担心，出版社自会安排。结果是序加在最前面，却进不了目录(目录已经印好)，目录中是没有这胡序的。这等于留下了胡乔木强加于人的一个证据。一般出书，叫灾梨祸枣；这序，是加祸于书。

    胡乔木倒是真心实意，捧绀弩的旧体诗，大赞它是奇花，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绀弩最怕人提起这篇序，怕人家以为是他找了什么门路求来的。胡乔木大约也自以为他来作序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没想到偏偏就有绀弩这样被迫张吞苦果的人。

    更没有想到的，这预料中的苦果，却是出人意料地甜美。

    三个朋友

    在范用那里，我碰见了一些旧相识，也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他是好客的，认识的人也多。

    吴祖光好像就是在他那里碰上的。刘宾雁好像也是。

    有一个时候，据说北京有三个“什么都敢”的人：“吴祖光什么话都敢说，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这话是说得过了头的，不过，事情虽然不是这样，却也有些庶几近之了。

    说范用“什么书都敢出”，当然是有些夸张的，只是比较而言，以范用来说，只是比别人可能有更多的出书的勇气，胆子较为大些，但并没有到“和尚打伞”的程度。

    范家壁上挂有吴祖光写的一个小小的条幅，写的是他集唐人句的一首七绝：“白云犹是汉时秋，欲采苹花不自由，举世尽从闲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这是“文革”后期发抒感慨之作。在不自由中此心未死，不甘心就此老死，依然是志在千里，读来是使人感到有些凄凉的，“壮士凄凉闲里老”，尽管表现出来的是一片壮心。

    吴祖光虽说“什么话都敢说”，但他常常要受到制约的，并不能自由自在发挥他的大胆。这制约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家人，就是他的夫人新凤霞。新凤霞怕他因言贾祸，常常要苦苦劝他，学学金人缄口。吴祖光有时听，有时不一定听，还时不时会有越界的言论。他年轻时有“神童”的称号，到老也还是有童心，童言无忌。

    吴祖光担心的是新凤霞受不了。胡乔木在向吴祖光传达决定时，新凤霞也在一旁静听，当传达结束吴祖光表示并不反对时，新凤霞却开口了，她问胡乔木：“我要不要也退?”胡乔木连说：“不必、不必”，还告诉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作为党员，帮助非党员吴祖光，在思想上弄通。”按理，胡乔木是用不着亲自传达的，可能是为了表示他在关心知识分子。

    胡乔木走后，新凤霞除了劝吴祖光不要再多言惹祸外，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尽管吴祖光已不是共产党员，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却一直保持了下来，直到最近新的一届，依然名登榜上，会开不误。有些人却被通知退下来。吴祖光自己对受到这样的待遇是有些意外的。也许这是在上者要保持几分能够容忍的宽大形象吧。

    李可染之死

    这是和李可染生死攸关的一件事。那一年，李可染修建了新居，取名为卧牛堂，正在装修，快要乔迁进去了。李可染是山水画大师，但以画牛出名。既是画牛出名，加上李可染也欢喜牛的性格，因此他就把新居命名为卧牛堂。

    正在他准备搬进新居做牛卧的时候，一天，文化部派了四个人到他家中，查问他一些有关卖画的事情。但又不想太露痕迹，先从中国画研究院的一些事情问起，然后才转入正题。李可染这人艺术造诣虽高，但绝不艺高人胆大，相反的，他为人处世很胆小。一见四员前来，问这问那，顿时吓得他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家人连忙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却已经赶不上他老人家去天国的脚步了。新居住不成，终身遗憾事!

    噩耗传出，文化界的人都不以文化部的做法为然，认为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必如此这般去查问，小题大做的结果，把一位中国画大师置之于死地，真是该死——文化部的主管该死。当时正是“贺敬之”时代。

    这里牵涉到画家卖画的问题。一般是要由公家收购才卖出去的，卖价纵高，也都落入公囊，画家本人只得极少的一部分，论千上万的画款，分给画家的只是数以百计。公家成了公然的剥削者。不甘心接受这种剥削的，就进行直接交易，避免中间剥削这一关。文化部要查的大约就是这样的“走私”。其实，就算真有这种“走私”，也并非全不合理，还是画家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们只不过不要做被剥削者；采取这么一种反抗行动而已。至于李可染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没有而被查，当然更加感到受辱，愤慨更是当然，这就活活被气死了。

    顺便说一说，“文革”后期，“四人帮”曾掀起黑画风波。李可染没有画过猫头鹰，他画的牛也没开只眼闭只眼的，但他的山水画却真是黑画，他爱用浓墨，层层点染，把画面涂得黑漆漆的，山似夜山，林是黑夜的丛林，这大可以指责他影射社会主义社会十分黑暗，黑暗到白天也如黑夜。

    没有想到，李可染虽然逃开黑画关，却逃不过这一场突然袭击，成了个形似寿终正寝的死于非命。

    巧遇

    在某年的秋天，大约在重阳节里，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那一天上午，我去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三里河买东西，从玉渊潭车站下车，走在马路上，忽然听到似乎有人叫我，于是停下脚步，左顾右盼，一辆红色的小车在我身旁停下来，车上人大叫“上车，上车”，我一看，车中几个都是熟人，叫我和他们一起去北京饭店吃中饭。“难得遇到你，难得遇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事情!”我问什么事这样高兴，“上了车再说”。

    上了车他们也不说，只说猜猜看。无边无际，叫我怎么去猜?驾车的是画家黄永玉，他只说，他们刚去一位长者家里拜寿，然后一起去吃中饭，他有“免费午餐”可以招待大家。在车上远远看到有人像你，就想把你拉去，幸巧，果然是你。他当然是说出了是哪一位长者的，我这里就还是姑隐其名吧。

    到了北京饭店，才有人原原本本说出那使人高兴的事情，原来那天上午在中共中央全会的选举中，邓力群落了选，选不上中委，也就失去了继续当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可能，更不要说进入政治局或追逐更高权力地位了。“这值不值得干一杯?”我高兴得用广东话来回答：“饮得杯落!”座中虽然似乎没有广东人，但有人在香港工作过，懂得它的意思。

    我们于是在整整占了一大幅墙壁的黄永玉画的巨画之前，喝起酒来。那是他画的群鹤，有好几十只，每只形态不同，都很大。他笑着说：“就是这幅画，我可以请许多次客了。”不记得是谁说的，可惜邓力群没有机会在差额选举中落选又落选，使我们可以举杯一次又一次。

    我写下这一巧遇，是因为当时曾有过报导，说邓力群落选之日，北京城里有人举杯为庆。我只是想为这有着历史意义的一天，留下一点记载，证明此事不虚。我自己就是人证。当然，举杯的不止我们这一群。

    那个秋天，以至冬天，要求清除腐化的声音越来越高，要求加深民主化的声音越来越高，盖过了反“自由化”的声音。形势是使人感到乐观的，而且似乎是越来越可以乐观的。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想起了一句话，“绝望为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可以颠倒过来，“希望为之虚妄，正与绝望相同”。前一句看起来似乎乐观，后一句看起来似乎悲观，其实都是乐观、悲观相互存在。而那个秋天邓力群的落选，带来的乐观却显得有些盲目。经一事，长一智，后来人们就比较聪明，不那么“高兴得太早”了。

    那天巧遇黄永玉的车，有机会举杯相庆，回忆起来依然是可喜的事。

    （摘自《北京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