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纯正的词汇，被折腾得生不如死。就像对规则法律各取所需一般，聪明的国人擅长从同一个东西里挤出不同的意思，直到彻底颠覆那个词的本意。近代以来，我们似乎容不得不变的事物。字也是有生命的，如果越来越多的字暧昧难辨，汉字使用者的生活也就难言其美了。
一温泉开业，跟朋友前去尝鲜。大门口，身穿开叉旗袍，露出白皙大腿的迎宾小姐口吐莲花：“贵宾，您好！”朋友无所谓地点点头，我却很不自在。直觉这个词是不能这么用的，贵宾是一个集合概念，一般用在书面语里，而且局限于对第三方介绍客人时用。不知何时，竟发明出这么一出普及运动，替代了“先生”“女士”的传统称呼。性别通用，大小通吃，变成跟“老板”、“领导”、“老总”、“大哥”相类似的词语。
在这种称呼系统里，没有一丝真诚的意味，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标准化操作，发声者无心，听者无趣。久而久之就演变为一种讽刺感强烈的滑稽语，轻佻，戏谑。令人想起检阅者和被检阅者之间的套话。
字词本义急速丧失，或许是这个时代最炫目的标识。想想如下这些词汇的遭遇吧，默哀三分钟：小姐，同志，师傅，老师，爱。
过度使用是一个方面，比如：“亲爱的”、“宝贝”、“温馨提示”、“朋友”。这些本来美妙的称呼，一经滥用，就变成了一堆毫无感情的指代物，虚假做作。
不当使用往往跟人们的心态有关。比如“您”，常常听见年长者用这个字称呼年轻人，在很多场合，这个字成了称呼官员的专用媚语。自称过分的：比如“我们三位”，这或许只是随口应答，但能见出两种问题：一是自大，经常有人一进消费场所就大嗓门喊道：“我们三位啊！快点！”二是缺乏知识，分不清自称与他称的区别，这只能用于别人发问的敬词，不能自称。至于主持人把别人的父亲称作“家父”，就跟余秋雨将“致仕”当成做官一样，只能让人叹气。
称呼的不当仅仅让人有不适感，但语言的粗鄙化却令人难以忍受。最常见的是性别自称：我们女的，你们男的。这似乎已经跟“老公”——一个标明性别的称呼泛化为全社会女性时髦用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甚至能发出某种抒情的味道来。
至于骂人，那种大胆、直接、有力，简直令人终生受教。比如这句：“大叔，您到更年期了吧?我从不跟您这把年纪的计较。”一个三十郎当的女子，如此讽刺一位劝其小声打电话的中年男士。开黑车的骂不愿付高价的白领： “不拉你这种穷兮兮的!没钱你打什么黑车啊?”
相对于这些话语，我最佩服的还是服务员的语言天才。
在他们眼里，客人似乎是一个可被肆意戏弄的丑角，一个可以被无限压榨的提款机。比如：“您就点这几个素菜啊?不够吧?要不要来个我们店的招牌菜鲍鱼啊什么的?”那种腔调，看似恭敬，语调里充满调侃和戏弄：你吃得起我们的饭吗?
有女士和小孩在，他们一定会推销昂贵的饮料。请客者往往经不起这种将军，乖乖就擒。
就餐的过程，就是被搜刮榨油的过程。要来的酒水饮料，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全部打开，倒进每一个杯子里。逼着你再要。便宜的酒永远是缺货的： “要不你尝尝这个?不贵。”
话都很客气，尊称连连，敬语不断，但你明白，贵宾泛化的过程就是尊重贬值与消失的过程。这种“被尊重”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我们是把你当成有实力的人物，可别辜负了我们的美意。
我们在一豪华饭店要了一盆小米粥，端上来的竟然是鸡汤米糊，说是熬过人参的。在吃过油腻的鱼肉，预备用喷香小米粥滋润肠胃的人，一大口粥下去，就被巨大的异味击倒了。 “我们这儿的粥一直是这样做的，客人们都喜欢的啊。”这句话是用来摧毁你的自尊心的，翻译过来的语言其实是——“你们真土鳖！”
饭店里的计数方式也是百花齐放。一港式餐厅一打饺子是十八个，一饭店一打榴莲饼的数量只有十个。“打”这个西式计数量词，已经被成功地本土化处理了。甚至一斤饺子是几个，不同饭店给出的数字绝对不一样，同一个饭店的服务员，可以给出绝不相同的答案，所以，你什么都要问清楚才行。
祖宗使出吃奶劲造出的汉字眼看着就变味了。一个个纯正的词汇，被折腾得生不如死。就像对规则法律各取所需一般，聪明的国人擅长从同一个东西里挤出不同的意思，直到彻底颠覆那个词的本意。近代以来，我们似乎容不得不变的事物。字也是有生命的，如果越来越多的字暧昧难辨，汉字使用者的生活也就难言其美了。
（摘自《在和风中假寐》，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28.00元。原标题为《“一打”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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