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佩普：安能辨我是雌雄

    两个成年人相识、相恋、肌肤相亲，断断续续生活了17年，有家庭、有儿子，然而丈夫居然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其实也是一名男性。这样一桩奇事，又和间谍战、好莱坞大片及主流媒体聚焦关联在一起，怎能不引人瞩目?

    这就是曾轰动全球的“时佩普间谍案”，这桩尘埃落定22年的案件，因年已70岁的“女主角”时佩普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重新勾起了这段尘封的神秘历史。

    “姐弟恋”

    一个正常的中国女生，和一个正常的法国大男孩，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北京相恋、结婚，是件非常特别，甚至非常危险的事件。1964年，圣诞节前两天，北京的一次涉外招待舞会上，一件这样危险的事看似正在发生。

    男主角伯纳德·布希科，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年前才调到北京，在法国驻华使馆当一名最低级的雇员——会计记账员，此时年方20。

    “女主角”自称时佩普，时年26岁，身材小巧玲珑，相貌清秀。有人说“她”是北京一个副部级干部的亲戚，也有人说“她”其实祖籍山东，总之“她”的家庭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因为“她”居然会说法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在那个年代已属凤毛麟角。此刻“她”青衣扮相，刚刚完成招待外宾的演出。

    布希科本来是和一名英国女伴同来的，那个女伴是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秘书，对他颇有些好感。但此刻年轻的布希科显然已被时佩普深深吸引，他凑过去搭讪，并递上一张写有自己地址电话的纸条。

    时佩普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嘴巴没毛的老外，顺手将纸条递给身边女伴。感到自尊心受伤的布希科劈手抢过来，并告诉她，这张纸条只给一个人，如果对方不要，那就撕掉。

    不知是否被这特别的表达所打动，总之两个人开始了隔三岔五的交往，理由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一对在中国的跨国恋人用滥了的：学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舞会之后，时佩普便一直以男装扮相出现，然而布希科坚信，对方是个值得自己追求的东方女性。这对年轻人不久便跨越友情界限，成了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1965年5月，两人同居了。

    3个月后，时佩普告诉布希科，自己怀孕了，这让布希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两个年轻人整天商量“应对之策”，却无一可行。不久时佩普让布希科相信自己已经流产，不知该伤感还是释怀的布希科很快一年合同期满，由于工作表现平平，他未能获得续约，不得不离开中国。临行前时佩普告诉他，自己又有了身孕。

    自幼憧憬旅行的布希科此后辗转了多个国家，但无时不关注着中国的爱人。1966年秋，正在巴西公干的他接到时佩普一封信，信中用《悲惨世界》中的词句写道：“一个加弗罗什在期待寻得自己的父亲。”布希科兴奋莫名，他明白，这是暗示自己已有了一个儿子。

    布希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母子俩，因此他竭尽所能寻找再回中国的机会。1969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仍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他很快找到了时佩普，但并未见到自己的儿子，据说这个长得太像外国人的孩子被送去乡下，以免在“文革”特殊氛围中遇到不测。由于遍布“警惕的眼睛”，这对情人根本无法厮守，只能一周一次在大街上相会，无非是长凳对坐，无言相视而已。

    1972年春，这样的幸福也不能持续下去，他再次失去了合同，不得不离开中国。直到此时他也未见到自己的儿子，但他发誓一定要见到。

    1973年，布希科以游客身份再返北京，终于见到了7岁的儿子，一个蓝眼睛的混血儿，很像他也很粘他，对他带去的新奇礼物感到好奇和兴奋。

    次年他在法国有了一位同性伴侣，名叫蒂埃里·图雷，两人过起了“夫妻生活”，这让布希科感到，那位中国情人更像一名“前妻”，但他对儿子的思念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愈益强烈。

    1975年他被派往法国驻乌兰巴托使馆，在那里他和时佩普母子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他给母子俩寄各种必需品和钱，隔三岔五就找借口去中国探望。

    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四年，1979年，他再次丢了工作，回到法国，重新和图雷共同生活，时佩普母子暂时从他生活圈中消失了。但几年后，时佩普再次联系到他，出于对儿子的责任感，布希科以“家庭团聚”为由申请二人来法。1982年9月，母子俩来到巴黎，和布希科团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布希科十分喜爱儿子，其至带着他去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在祖父母的建议下，儿子的名字由母亲所起的“时嘟嘟”，变成了十足法国味的贝尔特兰·布希科。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很像是一出好莱坞情节剧，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剧情才刚刚揭幕。

    安能辨我是雌雄

    1983年7月，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这对夫妻面前，将他们两人逮捕并送上法庭，指控两人犯有间谍罪。

    布希科对这一切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指控供认不讳，称自己在乌兰巴托任职时，的确向中国方面泄露过使馆信息，但目的是为了保护爱人和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因“里通外国”而在“文革”中遭到更多迫害。原本检控方指控的间谍案主犯是时佩普，指称她利用美色蓄意勾引外国使馆人员，为中国间谍机构服务，但布希科予以否认，他称是自己主动要求提供情报的，而且由于中法关系良好，他所提供的不过是法国通讯社、报刊的文章，或上呈大使的剪报副本，谈不上“叛国”。

    时佩普同样否认自己是间谍，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完全被惊呆了的布希科无法相信这个可怕的现实，他固执地认为，是检方和警察在说谎，在故意打击他的意志，迫使他认罪。6个月后，当他和时佩普当堂对质，对方用冷静的口气证实自己是男人时，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医学报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彻底崩溃，并企图割喉自杀未遂。

    医学报告同时证明，贝尔特兰·布希科既不是布希科也不是时佩普的儿子，而只是个有新疆血统的中国孩子。戏剧性的“不辨雌雄”一幕不但让严肃的间谍案变成荒诞的花边肥皂剧，而且让检方原本的起诉依据不得不重新调整，最终两人在1986年5月5日双双被判处6年监禁。

    1987年4月，时佩普被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特赦出狱，自此定居巴黎，深居简出。而布希科在坐了49个月牢后被假释，1989年，他成为一名厨师学徒，从此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布希科曾感叹这段奇缘，称“当时觉得是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可惜结果并非同样美好”。当有人认为他被时佩普所欺骗时，他叹道“被欺骗总比骗人好些，我只遗憾事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喧嚣，争议，复归平静

    尽管几位当事人都刻意保持低调，但好事者终究不会放过这个离奇的故事。

    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首先咬住他们，安排了一次对两人的共同采访。然而不论是布希科还是时佩普都不愿直面对方，沃特斯只能分别和二人对话。这场被称为“两个自说自话者的独白”的采访轰动世界，却也埋下了许多至今揭不开的谜团。

    法国作家罗杰·法利高是更执著的挖掘者，1990年，他和别人合作了《中国特工处》一书，将这件悬案描述为惊天大阴谋；2008年中，中法关系趋冷，法利高的应时之作《从毛泽东时代到北京奥运的中国秘密机构》，又以大篇幅重提这段往事，坚持甚至渲染当初自己的论断。

    最著名的要属电影了。1994年美国导演大卫·柯南伯格将这段往事翻拍成电影《蝴蝶君》，尊龙扮演的“女蝶”，其双重人格令人印象深刻。

    在结案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美国的大学和业余剧社经常上演由这段故事演绎的话剧，小报更是连篇累牍报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渐渐被冷落，直到时佩普死讯传出，再次博得世人关注。

    此事有诸多让人不得其解的疑点或看点。

    首先，18年的交往，布希科如何会不知道对方是男性?

    在沃特斯的采访中，布希科称时佩普用剧照和“梁祝”故事暗示，自己是女性，只是从小被家人当男孩子养，并让他“保守秘密”；而时佩普则坚称自己从未骗过他，“也许是自己法语不好，表达不清楚产生的误会”。两人有过肌肤之亲，更“生过孩子”，可这也未能让事情穿帮，对此两人都闪烁其词，宣称是“东方的羞涩”让两人在亲密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节制”所致，而一些小报和谣言则绘声绘色地渲染时佩普的“东方奇功”。

    布希科在认识时佩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过一次异性性行为，不可能缺乏起码的性知识，但他本人有长期同性恋倾向，甚至在承认并资助时佩普母子的同时，与男人图雷以夫妻相称并同居。因此许多人怀疑，其实布希科并非不知道对方是男人，但由于特殊的性取向而不肯自拔。

    但时佩普的说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即使真如他所言，“从未告诉对方自己是女人”，那么伪装怀孕、生子又作何解释?

    其次，“间谍案”的真相究竟为何?

    法国检方指控时佩普受中国情报部门指使，色诱外国使馆人员，骗取情报，她的“儿子”是中国情报部门从新疆找来的；罗杰·法利高则绘声绘色地宣称，布希科通过时佩普和中国“秘密警察头目”康生直接接头。布希科则称，他是主动提供情报，且情报是直接交给时佩普的，目的是“保护母子俩免受红卫兵迫害”。而时佩普则否认自己是间谍，声称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才和布希科交往，对情报问题缄口不言。

    据资料显示，布希科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中苏对立期间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蒙美关系等方面的剪报、通讯、报道，属于级别较低的机密。按照布希科自己的供词，这一活动系1969年9月开始，他并未见到过中国情报机构的什么大人物。而从情报成色看，也的确配不上让康生出马的档次。

    当时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布希科其实本是法国的情报人员，结果被中方用美人计弄翻，成了双重间谍。

    也有接近时佩普的人透露，时佩普其实头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复杂，她最初同意和布希科交往，是以为布希科这个“使馆财务人员”是“使馆大干部”，而理由则是“连大使都要向他领工资”。也许事情原本再简单不过，这个头脑简单的人为了在“文革”中自保并且过得好一些，便编造了各种离奇的谎言，骗得对方寄钱、寄物，最终如愿以偿移民法国。

    但这种说法有个最无法解释的疙瘩：孩子。如果是贪小利，在那个特殊年代，杜撰一个混血孩子，并以单身母亲身份养上十多年，其付出并不比得到的少。

    不仅如此，时佩普声称孩子是她托邻居马大夫弄来的，并支付了3000元人民币，在1966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6年的薪水。

    由于《蝴蝶君》和法利高那些耸人听闻书籍的渲染，如今的人们几乎很难分清其间的真实与虚构，比如有人绘声绘色地宣称见过布希科，并称此人仍深爱着中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纽约时报》则在1988年4月10日称，时佩普被法国驱逐出境，在中国“神秘消失”；一些记载称布希科和他的“儿子”感情深厚，其子“时嘟嘟”并不理会时佩普，反倒曾恳求记者们“别过分取笑我的父亲”，而另一些记载则称，“时嘟嘟”直到最近，还一直和“母亲”时佩普共住在巴黎。

    这是冷战时期一桩离奇的间谍案，还是一出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当事人的缄默，使之始终成谜。而且，迄今为止，有关时佩普传闻的各种版本，均未获得中国官方的回应。

    （摘自《机密档2：被遮蔽的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