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死亡地带

    樊云芳——一位曾在新闻界叱咤风云的著名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20年前的一只小小肿瘤，使她命悬生死之间。今天，透过她的自述，我们清晰听见了她与死神的黑色对话，看见了她与疾病的苦痛挣扎，看见了一个灵魂对生命的尊重，看见了亲情、友情、毅力、信心、责任——这些温暖我们生命的东西。大苦痛必有大感动，真性情必有真文章。让我们一起阅读这篇诚挚的文字吧，一起聆听——

    引言：当癌症突然“降临”、即将被推入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羡慕所有能在街上漫步，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能在小餐馆里吃饭，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人们啊，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好好珍惜吧，好好品尝吧，就现在，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

    面对死亡，我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那个面对死亡、同时也面对新生的星期天，虽然已经过去了11年又7个月，但今天回忆起来，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细节，仍历历在目，就如同发生在昨天——

    北京。海军总医院大院内。寒风凛冽，落叶纷纷扬扬。丁炳昌牵着我的手，踏着飒飒作响的落叶，缓步而行。由于是星期天，院内人不多，我们绕着一幢幢建筑物，默默无言，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是1992年11月中旬的一天。

    “回房吧，小心着凉。”丁炳昌温柔地劝我，但我执意要继续走下去。

    纵然是共同生活了22年的丈夫丁炳昌，也难以体味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是的，你还有无数个明天，可以随心所欲地散步，呼吸室外清新的空气，而我呢，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结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从早晨起，我就在生丁炳昌的气，因为他坚决不让我利用这手术前的最后一天上街逛一逛。“万一感冒了，手术就得推迟，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他重复着医生的话。

    不错，可是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个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地令我着迷；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梦牵魂绕……

    所有这些，对他人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企求，但对我，都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我羡慕所有此时此刻能在街上漫步，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能在小餐馆里吃饭，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人们啊，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好好珍惜吧，好好品尝吧，就现在，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

    为什么偏偏是我得癌症? ——我问了自己一百遍

    傍晚，护士为我灌了肠——因为明天的手术要求完全空腹。灌肠的药物让我感觉不适，不仅腹泻，且呕吐了数次。当晚，我感觉头晕，而且失眠了。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百遍。在这黑幕沉沉、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弥漫着来苏尔气息的病房里，我的思绪又一次牵向这个神秘的问号。

    我素来很瘦，但体格强健，10年来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疗费；我精力充沛，做事走路快得像一阵风，看书写稿经常通宵达旦；我性格豁达，爱说爱笑，遇到一点新鲜的事就高兴得叫起来，“这家伙不知道发愁，能活到一百岁。”丁炳昌对此羡慕不已——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得癌症？哪一条哪一款,符合医书上写的致癌基因?

    于是我这样安慰自己：站在辩证法的角度，轮也该轮到我了。这么说吧，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占尽了——健康、荣誉、家庭、事业，这些年来我运气实在太好，周围的同事中兢兢业业者为绝大多数，但能像我这般色色皆备的，不多。冥冥中有一杆秤：这头得到太多那头就会失去。我失去的是健康，很公平。

    我记者生涯中的成名作是长篇通讯《追求》。当初，我到病房里采访那个已奄奄一息的癌症病人栾弗时，从他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那么微弱，那么绝望——让我的心不由得颤栗：“一切都来不及了……”是的，他的满腹才华，他的全部理想，他毕生的奋斗，他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极左的幽灵残忍地摧毁了，此刻，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与栾弗相比，我多么幸运！四人帮粉碎后的拨乱反正，使我得以从山西省一个边远地区的通讯员，一步登天进入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接下来的10年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10年，也是中国新闻界和光明日报最辉煌的10年。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造就了一代名记者，作为其中的一个幸运儿，我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实现了许多愿望：天马行空的采访，一篇篇长通讯，出书，出国采访，获范长江奖，出席全国党代会……编委会甚至容忍了我的异想天开，特批我暂离记者岗位搞了2年科技开发。

    中国有一句老话：“活着做遍，死了无怨。”如此看来，我应该很知足了，哪怕明天的手术台就是我生命的结束。可是，假如死亡就像进入睡眠，那自然好，可等待着我的是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那就像是酷刑，也许生不如死——这不容你选择，你怕与不怕都得去面对，就如当年江姐被捕后就必定要面对牢狱和酷刑一样。

    当然这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江姐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恶魔，而我身边全是亲人、朋友和医护人员；恶魔要摧残江姐的生命，亲友医生是要挽救我的生命。但痛苦毕竟是要我自己去承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假如经受了无穷的痛苦还得去死，我怀疑这种承受值不值得。

    可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不是还有很多事想干吗？我不是还有很多责任——对家庭、对朋友、对读者、对社会——没有尽到吗？生命是如此宝贵，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不能放弃。

    而且谁说我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中国一流的医疗条件，亲友和报社的至深关爱，医生说我的癌症并没有扩散，还有，我自信自己有乐观的天性和坚强的毅力——所有这些加起来，如果一万个癌症患者中只有一个人能穿越死亡地带，这就是我。

    既然如此，吃什么苦都值得。冥冥中还应该有一杆秤：这一头吃多少苦，那一头就有多少回报……以前我总是难以想象江姐为何面对竹签子和火链能镇定自若，她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啊！现在我想明白了：身处绝境无可逃避，又自信行为的正义——此境此刻，勇敢面对就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武器了。

    手术成功，我以为战胜了癌症,但想得太简单了

    整个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但在我的意识中只有飘飘忽忽的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失去了重量，漂浮在半空中，身边是游动的云彩，正在诧异自己怎么会有了鸟儿的功能，从远处传来游丝般飘渺的说话：“血压正常……体温也正常……”唔，是他们要给我做手术，为什么还没有开始？“醒了，醒了！”是欣喜的声音，“麻药恰到好处……”

    我被推出手术室，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丁炳昌苍白的脸，白得就像蜡。我记起来了，我跟他相约，只要活着出来，就会给他一个笑容。快笑呀，但脸部的肌肉怎么指挥不动？对了，书上说过，一个微笑要牵动脸部24块肌肉，不容易啊。

    醒来后刀口的剧痛，是一分钟一分钟捱过来的，但我拒绝止痛药，因为那对康复不利。说来也怪，素来连打针也害怕的我，此时有了超常的耐痛力。我再一次感受到“勇敢面对”的巨大能量。假如你怯懦和恐惧，痛苦会膨胀100倍，那你就只有卧伏在它的脚下等死了。

    手术后第5天，我在丁炳昌和妹妹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并行走了5、6步——虽然总行程只有1米多，但毕竟是用我自己的双脚走的呀。医生在旁边含笑鼓励：很好，很好，这样就不会肠梗阻。

    啊哈，原来癌症不过如此！我战胜它了！

    但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成了我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

    半个月后，开始化疗。看我体质那么好，医生就按第一方案上了很猛烈的化疗药——阿霉素等，一小瓶红色的，一小瓶蓝色的。我的感觉就像一条毒蛇在我的血管里游动：从手背游动到肩膀，整条左臂涨痛且麻木了。输完液两个多小时，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恶心从胃部翻腾至喉咙口，来势之凶一时间连气也喘不上来，紧接着是喷发式的呕吐，一二再，再而三，迅速就接近休克。

    这期间医生给了止吐药，打了止吐针，效果为零。最后院领导也来了，说：上枢复宁吧。枢复宁是一种进口药，国内还生产不了，一百九十多元1粒，请示报社能不能用，答复是：有什么好药快用，请院方不惜代价抢救我们这位名记者。

    从第二天起，不仅不能进食，而且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呕吐，甚至听到碗筷响也呕吐，以至于陪护我的丁炳昌和妹妹，只能躲到洗手间里吃饭。化疗反应之剧烈出乎医生预料（因人而异），于是就改用较温和的“5FU”。但从此，胃口是彻底破坏了，每餐都成了喝中药，苦不堪言。牙齿渐次全部松动，以至不敢咀嚼，加上持续的腹泻，白血球降到3000以下，体重降到了90斤。死神，在向我忽闪它黑色的翅膀。

    一个半月后，刚完成了第二个化疗疗程的我，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神采奕奕。我弱不经风，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丁炳昌搀扶下绕着病床走两圈，剩下的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北国的寒风中抖动，偶尔有一、两只鸟儿掠过枝头——这幅定格的画面，是我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也是我唯一跟外面自然界的联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离开这里，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呆呆地，望着窗外，我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快了，春暖花开时，我们就能回家。”丁炳昌每次都这样安慰我。

    为了让这个“目标”显得真实可信，我们甚至把出院后要做的事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子：给老父亲祝八十大寿，携两个儿子到长江三峡旅游，回阔别了17年的山西浑源县走访老友，……当然，还有写书。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投入，很动情，单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会悄悄地夺眶而出，丁炳昌也会突然间黯然神伤：我俩谁都清楚，这张灿烂的单子在当时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

    亲情友情，驱逐孤独和黑暗，温暖着我的心

    在与死神苦苦搏斗的日子里，除了那张“灿烂的单子”，报社的关爱、亲友与读者的亲情友情，是透入病室的阳光，它驱逐了孤独和黑暗，温暖着我和丁炳昌的心。

    那是住进医院的第三天中午，我的两个妹妹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令我又惊又喜。原来她们是在接到丁炳昌电话的当天，分别从上海和苏州乘火车、站了近二十个小时赶过来的。如何安顿她们？我的一个朋友自告奋勇，腾出了一间住房，但离医院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间要转乘2辆公共汽车，搭8站路。此后，她们每天从那里做了饭送来，还要跟丁炳昌轮流守夜看护我。

    半个月后，两人都感冒了，小妹妹更严重，咳嗽不止，发烧不退。但那种时候，一切以我为重，她们的病好像都不是病了，直至有一天我发现小妹妹在洗手间里大口咳血，才知道她的支气管扩张又犯了。我哭了，我发火，甚至以“绝食”来抗议，这才逼着她回了苏州。而这边，丁炳昌的妹妹和表姐立即从南通赶来“接班”。整整两个半月，在天寒地冻的北京，我的亲人一天24小时陪伺着我。我的这条命，是姐妹们给的，这就叫手足之情啊！

    医生告之，很多癌症病人不是死于手术，而是死于化疗——白血球持续下降造成免疫功能极度低下，并发症丛生而死。于是我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强迫自己吃饭，吃下一口是一口，吃下去就有生的希望，哪怕吃了就呕吐。

    一天，在搜肠刮肚之后，突然想到了家乡的“咸火腿冬笋汤”。但在隆冬的北京到哪去找冬笋？那还是1992年啊。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闻讯，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各大菜市场，仍空手而返。他老兄亲手腌制了一块咸肉，与罐头冬笋一起熬了一小锅，送到病房。打开包在锅上的棉袄，里面的汤还散发着热气，而这位朋友的嘴唇冻得青紫，还流着鼻清水。见状我流泪了。这一小锅汤在我身上产生的能量，不是能以卡路里来计算的。

    在我们工作过的山西雁北，一位老领导坐火车给我送来了“补血的”红枣和核桃，在我和丁炳昌开了10年“夫妻站”的武汉，同济医院闻讯专程送来了300个人造假肛用的肛袋，新闻界的朋友买了甲鱼、莲子，也派了个代表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一天午觉醒来，我看见床前坐着个不认识的女士泪眼婆娑，吓一跳。“你忘了，你采访过我……”想起来了，这是武汉的一位大学教授，她来北京开会，闻讯赶来医院，带来了一束特大、特鲜艳的红玫瑰，“请记住：在武汉有你很多朋友，很多读者，我们期待看到‘风采再现’的你！”她走后，我凝视着那束玫瑰，一种幸福的感觉溢满了心头。

    1993年1月底，春节前夕，里三层、外三层穿成了一个大包裹的我，在丁炳昌搀扶下终于摇摇晃晃跨出病房的大楼，我贪婪地呼吸着已经久违的冰冷、然而清新的空气。报社派来的车把我们送到机场，我将回到老家上海继续化疗。当飞机腾空升起时，我的心在剧跳，在欢呼：终于回家了，终于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此时我才明白，只拥有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人是不完整的

    现在回忆在苏州做化疗的8个月，犹如一场梦，又犹如一首诗。

    那是一个噩梦，因为随着化疗疗程的持续，白血球降到了最低点——1900，不仅肠胃，全身功能都衰退了：血压低、血糖低、贫血，头痛头晕的日子十有八九，严重时就像躺在漂浮的小船上；颈椎病、腰椎病时有发作，一发作就连翻身都要丁炳昌帮忙；牙齿已松动到一触即掉的地步，吃任何东西都囫囵吞枣，而这又加剧了腹泻；胸闷气短、胸背疼痛也经常光顾——这是冠心病的初期征兆。

    想想那个动手术前欢蹦乱跳、神采飞扬的樊云芳，我常止不住伤心落泪。化疗药说穿了就是毒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吞噬我的生命。躺在漂浮的小船上，我一次次看到死神忽闪的翅膀。

    但那又是一首优美的诗。只要身体稍好一点（一般在两个疗程的间歇期），我们就坚持散步。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蹒跚地穿行于大街小巷。走不动了，就坐一段黄包车（这种老古董大约也只有苏州才见得到了）；饿了，就随便进一个小饭馆，吃碗面；看到了喜爱的小东西，就买几件，分送、分寄给亲友。

    8个月，我们几乎游遍了苏州的大小园林，几乎逛遍了苏州的各式商场，也几乎看遍了所有正在放映的电视剧。活了半个世纪，我们从未如此从容悠闲，如此享受生活，我和丁炳昌之间，也从未如此情意绵绵，生死相依。

    而且我也有了与父母、弟妹闲聊谈心的充足时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是父母的骄傲，是弟妹的偶像，但也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990年初，几个弟妹携带儿女到武汉来过大年，住了有二十多天，但跟我聊天超不过三十分钟，因为我一直住在长江航运研究院采访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除夕夜，从长航回来，立即被市公安局接去采访，年夜饭是跟公安战士一起吃的。大年初一至元宵节，赶写《三峡工程论证始末》，日以继夜地写了36000字（后来在光明日报发了两个整版，在《新世纪》发了全文）。正月十六，弟妹们要回上海了，我送他们到码头，说：“明年再来！”小妹赌气地说：“来干啥，来了也见不到你！”

    而现在，我们促膝长谈。我听爸、妈唠叨做酱牛肉的技巧，也跟弟妹交流生儿育女的种种欢乐与烦恼，姐弟们之间，从未如此相知相亲、心心相印。

    此刻，只有此刻，我才明白，只拥有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人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摘自《活了两辈子》，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