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的叔叔

    叔叔是个漂亮的男人，属马。据说属马的人都长得漂亮。我母亲也属马，母亲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女人。叔叔与我母亲同庚，七十多岁了。    

    秋天，叔叔从四川回乡省亲，和他所有的子女们一起。    

    叔叔虽然七十多岁了，但仍然头脑清楚，言语幽默。   

    他这次回来只住了三天，但办了很多事情。 

    祭祖是第一重要的，我们这里称为上坟。那几天正好秋雨连绵，城里的街道都湿漉漉的，何况乡下田间。我们先给乡下亲戚们打了电话，让预备好胶鞋。那一天我没有回去，我只看到他们带回来的照片。照片上，叔叔全家在坟头上放声恸哭。他的子女们是第一次站在祖宗面前。那几抔隆起在秋雨中的黄土堆，引起了他们真实的凄切之情。他们留于影像上的悲痛之情甚至差点把我的眼眶也弄湿了。    

    上完坟，叔叔把小姑姑，他的妹妹，接到了城里的宾馆。他和他的妹妹促膝长谈了两个夜晚，大概把想得起来的话差不多说完了吧。他们一定说起了我的奶奶，他们的母亲，说起了上世纪40年代在晋南的流浪岁月，说起了我死去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很多死去的人们。    

    叔叔拿出他的伤残军人证给我们大家看。伤残军人证的右面是我奶奶的照片。叔叔带着他母亲的照片已经几十年了。我认真地看了伤残军人证上的我奶奶。奶奶是我最亲的亲人，是我记忆中的永恒，但我看着她竟然完全感到陌生。我的奶奶应该比照片上的老人更慈祥，更年老，更亲切，但实际上我奶奶可能的确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样子。我的叔叔让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活人，我在无情无义地活着。而叔叔却一直随身携带着他母亲的照片，都几十年了。

    叔叔这次回来，还纠正了一个流传久远的错误的说法。根据这个说法，在上世纪40年代，他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壮丁，然后被共产党的军队俘虏，才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才有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叔叔和他的子女们一致否认了这个说法。从他们共同发出的惊讶而又毫不犹豫的大笑可以听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荒唐到极点的说法。但是，正是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多年来始终认为，叔叔之所以在部队里最终只做到连指导员这样一个职位，是因为被俘虏过来的一律是控制使用的，因为他们不是中共军队里的自己人。这是我们认识叔叔人生道路的一个大前提，原来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真是奇怪。    

    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想问问叔叔，看他对此有无不同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有一年的一天，我的奶奶正在院门口坐着晒太阳，来了一位穿军装戴口罩的军人，此人声称他是叔叔的战友，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来看望一下战友的母亲。这时，围拢而来的村人越来越多，他们围观我那哭泣的奶奶，和我叔叔的穿军装的战友。我奶奶终于知道了，她多年来以为死了的那个儿子原来还活着，我奶奶拉住叔叔战友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这时，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喊，要那个战友摘掉他的口罩。口罩被强行除去，这个战友原来就是叔叔本人。我叔叔想以这种方式知道，他的母亲究竟对他有着怎样的感情，是不是把他忘记了。这个故事流传了几十年，成为家族史上的一桩笑谈，它使我叔叔成为一个可笑的人，一个不诚实的人，一个远离了庄稼汉本色的人，一个小心眼的人。我想问问叔叔，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我没问，没问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    

    但是，叔叔之所以怀疑母亲对他的爱，也不是毫无缘由的。我的奶奶生了太多的孩子，我的爷爷却无力养活他们，于是，他们中的三个生下来就被送给了别人，叔叔是其中之一。接受叔叔的那户人家原本稍微比我爷爷家富有，到叔叔需要吃粮食的时候，那家人却逐渐穷困，只能养得起他们亲生的孩子，我的叔叔没有粮食吃，他流浪在集镇的人群中。我奶奶把他领回了家，重又给了他我爷爷的姓。那时，我的爷爷只留下了一个姓氏，他本人早已命归西天。此后，叔叔便跟随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和我的奶奶，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流浪生涯。在流浪途中，他竟没有请示我的伯父，没有告诉我的奶奶，就跟着一伙人参军走了。于是，我奶奶始终认为，他是被国民党抓走的，因为共产党不会无缘无故让他的儿子消失。我父亲入的才是共产党。共产党让我父亲做了官，让我奶奶给我父亲做家务活，享了一辈子福(用我奶奶自己的话说)。    

    叔叔终于清除了他历史上的疑点，原来他始终就是共产党。他的历史听起来就像党史一样辉煌：他解放了临汾市，他打到了河南，他穿越了中原大地，他渡过了长江……他的身影一直就在党史教科书上，但他只是个吹号的，名曰“司号员”。“嘀嘀哒”，随着他的一声号响，全连的人有好几次差点儿死光光，他自己也负了伤。这个伤兵不知养好没养好伤，就一鼓作气打到了云南，解放了全中国。这时候，他才当上了连指导员。    

    就在那个豪华宾馆柔软的沙发上，我半躺半坐漫不经心地对我的叔叔说，叔叔，讲一个特别惊险的战斗故事吧?叔叔说，在河南驻马店那一带，我们正在跟敌人打着，没想到又一股敌人从侧面包抄过来，可把我们吓坏了，幸亏有人看见了，我们赶紧就扔手榴弹，一扔手榴弹敌人就跑了，好险啊！这一次最危险，你想要是没人看见，那还了得？我说，是呀是呀，那还了得！    

    然后，在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的不知什么地方，连指导员娶了连卫生员，一个漂亮的川妹子，她就是我的婶婶。他们生下了三个儿女，一个比一个漂亮。我的叔叔把我们家的精血播撒在了祖国的最南方，使得我有了三位最为陌生的叔伯姐弟。起初，我的姐姐在电话里叫我哥哥，然后又大惊小怪地说：“不对吧?我是姐姐！”随后，有了那年秋天我们最初的会面。   

    总之，在那个阴雨绵绵的秋天，叔叔来了，叔叔走了，叔叔还是叔叔，但对我来说，他终究是远处的叔叔，尽管他带着我奶奶的照片，带着战争以前的全部记忆，带着他未曾久住的村庄，带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同一个姓氏。    

    但我很清楚，我和叔叔并不拥有一个共同的村庄，他有他的村庄，我没有，我从未在任何一小块土地上久留，我看什么都是远的，一切都在远处，没有什么人和事物可以让我走近，我只是曾经有过那样一份希望。    

    我曾经希望，我的父亲能够理解我，但现在父亲死了，理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我曾经希望，母亲对我的爱能够像电影里那样，有可见的温馨和感人的情节，可情节尚未发生，母亲也已死了；    

    我曾经希望，我对奶奶的恩情和慈祥永不忘怀，但我竟认不出照片上的她了；    

    我曾经希望，远方归来的叔叔能够向我讲述一遍他传奇的人生和宏伟的战争，但叔叔只是一个有点幽默感的普通人，他竟然向我讲起银行“按揭”，这个现代汉语里太新的新词，这真是太不符合我的希望了……

    （摘自《路上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