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去

    目前大量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中国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从国内的择校热到国外的留学热表现得淋漓尽致。留学低龄化的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

    至少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马晓霖：原来我是真不主张出去受教育，到现在，我唯一的一次在海外受教育的经历是大四时在埃及实习过1年多。我在新华社工作17年，是全社近百名阿拉伯语干部中唯一没有正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因为我有这自信，我是北外毕业的，实践证明我干得也是最好的。1989年秋天，我也想过考托福去美国，当时的女朋友只说了一句话：“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听完这话，我就立刻下决心不去了，因为爱情至上嘛。从此，我再也没动过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是农村出生长大的，受过比较传统的教育，从小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责任感。我出身于回族家庭，生活在一个城乡结合地带的回汉混居区，而我生活的那个圈 子，不仅有本地的城市人，还有来自天津、上海、北京和哈尔滨等大城市的人，那种城乡差别层级不是二元的，应该是三元的，而且非常明显。

    我生活在最底层，虽然我的家境还不错，父亲在工厂里挣着工资，家里还有地耕种，物质生活不算差，周围有比我更差的家庭，但是，和本地城市的孩子相比，穿着、谈吐和食物的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和本地来自大城市的孩子相比，差距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从中学时期就朦胧地考虑着几大问题：民族差异、城乡差异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包括父子之间的不平等。

    我现在当然感觉自己作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属于最幸福的一代，因为中国的灾难性时代我没有赶上，全部被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消费了，我无非是牺牲了前3年的小学教育，但是，随着国家拨乱反正，我还是赶上了正规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我是12年义务教育恢复后的第一批初三年级学生和第一批高三年级学生，大学因为专业设置又读了5年，所以我大学毕业时快24岁了，因为我比同龄人多读两三年。我不仅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且赶上了新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情。我不想离开自己国家，更愿意做一个国家与民族成长的见证者和建设者，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也是我个人一直以来的追求。而且，我很自豪也很庆幸的是，从小到大，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当时当地最好的老师。

    戴占军：我活到现在，不能说成功，但无论如何，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却成就、激励了我这一生。我特别感激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他叫王苑新，是他引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教会我做人。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件事是，他让我知道我可以写文字，可以成为作家。他给我第一篇作文的评语，写得非常长，超过了我那篇作文的字数，他写道：“好的文章不是辞藻堆砌，而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作文像说话，要先把你要表达的意思交代清楚，先学会走，再学会跑。”到现在，我几乎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他的这篇评语。他让我记了一辈子，让我知道文章是水，文章是山，让我坚持作文，坚持了一辈子。

    另一件事是，他教我做人的道理，他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特别珍贵，特别让人羡慕。他把这个宝贝用绳子拴好，搭在肩上穿过闹市，所有人都赞美他这个宝贝，并因此而赞美他这个人。但是突然地绳子断了，宝贝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所有人大惊失色，惋惜之声此起彼伏。但他像没听见一样，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依然拽着空绳子往前走，头也没回。后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那样淡定，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吗?”他回答道：“再怎么可惜，事情也无法挽回了，我只有向前看，往前走。”王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可惜，能对学生进行这样教育的老师，现在真的是太少了。

    马晓霖：我的个人经历其实显示了教育的重要意义——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意义。201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生入学典礼，我被请去向小师弟师妹们致辞激励，我告诉他们，我本人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

    我来自农村底层，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了我参加高考的机会，我才有可能赢在起跑线上。我相信平等机会和良好教育会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家庭，当然也会改变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因为我的经历就是如此。我小时候没有学过英语，上初二时才偶尔听到有人说英语。初三我从乡村中学转校到全区八所重点之一的县城中学，由于自己努力刻苦，各门功课都很好，但唯独英语是空白，甚至连ABC都写不全。每次英语考试，进场后15分钟，我都在白卷上标好自己的名字，交个“鸭蛋”了事。总成绩公布后，如果不算英语成绩，我可以在全班排七八名，但是，英语零分一拖后腿，则跌落到20名之外。当时不只我一个人不懂英语，还有很多其他功课都很优秀的农村孩子都不懂。高一升学考试，学校从全县范围选拔了不少优秀学生，为了补齐英语这一集体“短板”，学校又给了我们新的开始机会——全年级学生一起从ABC开始学习2年制英语教材。

    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3年下来我将英语这个“空白板”补齐拉长，并在1983年的高考中获得优异成绩——位列宁夏文科外语类总分第二名，外语类第一名，全国所有前来招生的一流学校和专业任由我挑选。我们这样的工农家庭没有任何背景，直到我高中毕业时，父亲还没见过教我两年的班主任，更谈不上走后门、拍马屁，以期老师格外关照。我完全是靠好机遇、好学校、好老师，外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考入北外。大学毕业时，能被新华社看中，也是自己抓住唯一的机会靠真才实学考进去的。在新华社17年，我从一个毛头小兵起步，无任何背景，逐步成长为后来所谓的“名编辑”、“名记者”，这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环境公平的结果。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我相信个人奋斗非常重要，个人奋斗的前提是公平的环境——教育环境、竞争环境、就业环境。所以，从女儿一懂事，我就跟她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因为女儿这一代现在享受的条件是我们小时候想都不敢想也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女儿出生后，我也随着她“补过”幸福童年：所有没听过的儿歌都唱得滚瓜烂熟，所有没有玩过的玩具都尽兴享受，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激烈，我童年放羊撒欢、撒尿和泥的那种乡村牧歌式的快乐，女儿不可能享受了，农村孩子放养式的教育她再也没有机会经历了，这也是莫大的遗憾。

    为了让女儿享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将购房与择校挂钩，大有“孟母三迁”的架势，在女儿教育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当孩子进入初中阶段时，我逐步感觉到中国的教育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放下初级教育的诸多问题不说，孩子们未来的报考目标——一些名牌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已经被教育产业化的恶果所害。

    牛力：一个听友对我说，要不要送孩子出去主要看孩子的意愿，独生子女是一个家庭的掌上明珠，父母亲都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个人对孩子的教育上来看，中学、大学最好还是在中国读，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孩子过早送往海外就学，首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不够成熟，如果没有准备好，即使出去也不能够完成学业。

    名牌大学不能穷得只剩下牌子

    马晓霖：2004年我担任《环球》杂志总编辑时招聘文字编辑。我在一篇2000字的文章里预埋了150个左右的“钉子”，包括错别字和简单的文史知识错误。一堆报考学生中有一位某师大中文系研究生，居然在一个小时的考试中只拿40分，换言之，只挑出40个错误!某师大中文系，一个响当当的专业，它的应届研究生居然考这样的低分!再往后，我与一些顶级大学教授接触多了，发现现在许多大学教授都变成“校园CEO”，整天忙于接项目，搞科研，挣钱养家养助手，一套“产学研”结合的链条看似完美无缺，背后却是学位、学历的注水，因为大学的中心任务不再是教书育人，学生们也浮躁得不知道干什么，专业糊弄，论文拼凑，最终混一个文凭了事。我逐步对高校的质量丧失信心，名牌大学的口碑逐步在我心目中倾颓、垮塌……

    中学教育原本应该是快乐教育、健康教育，但是，也逐步被应试教育毒化得脱离了正常轨道。孩子面临着超负荷的家庭作业，以至我们经常得替孩子写作业，因为我们知道，老师或许都不会认真看这作业，因为老师们也看不过来。我们明明知道这样教育孩子不对，但是已经登上这条船，不可能走回头路，更改变不了整体环境。我们希望女儿有一个自然成长的健康环境，但是，她毕竟是孩子，不可能扛得住竞争的压力和荣誉的诱惑，每个孩子都会非常在意老师的肯定和同学的夸赞，就这样成绩成为绝对的奋斗指标和行动导向。

    所以，这2年，作为非常没兴趣海外留学的我，也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否把女儿送到海外留学，是读完初中去，还是读完高中去，还是读完大学去?基本倾向于把女儿送到教育环境没有被产业化毀掉的美国或英国。

    我同时也陷入巨大的纠结，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看好的黄金发展地带，全世界的人才都在回流，而我却要在女儿成长的关键时刻，在她与社会衔接的节骨眼上把她送出国。你不送出国，未来能否掌握真才实学是个大问题，送出国四五年，女儿能否习惯于留在美英?留下来能否融入人家的主流社会?留不住或融不进，再回国谋发展时是否顺利?这已经被很多“海龟”变“海带”的事实所印证。

    国内的就业规则与国外大有不同，如果女儿在个人性格、做事方式成型的阶段留学海外，回国后能否适应中国官场、商场和社交场的种种无形规则?遭遇好老板、好团队，女儿可以开心工作，如果进入一个与她境外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小环境，就业的挫折感和人生失败感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女儿是我们唯一的牵挂，她的未来是我们唯一不确切的一件大事。走与不走，已经变成我们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

    2010年冬天，易中天夫妇到京讲课，我们两家聚餐。当饭桌上说起女儿的教育困境时，易中天说，中国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毁人不倦。他非常坚决地劝说我们在女儿读完初中或高一，完成国学基本教育后送出国读大学。回家路上，得到鼓励的女儿闹着要出国读书，而且希望明天就走。我知道，女儿不是真的认为国外多么好，而是已经厌倦了这些年的高压式读书生活。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教育。跳出校园，看看社会，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实力，我们对国家也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富人或者有条件者却把孩子们都送出国读书，而且低龄化程度越来越明显，这背后折射出很多问题。

    第一是教育失败，不再赘述。第二是财富不安全，乃至每个家庭都感觉不安全。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出去是变相转移财富，孩子在海外开一个账户，把钱打进孩子账户，哪天活得不自在了就举家出国，去海外商业投资，移民投资。第三，教育观和就业观出了问题。我们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是千军万马奔清华挤北大，择校观念显然进入严重误区。一类院校当然好，问题是可选的专业是否为孩子最感兴趣的?是否适合孩子的特长?是否适合国内的就业市场?

    诚然，一个人应该接受完整的教育，但是否读完高中一定就要上大学?中国的就业市场非常缺乏高级技工，而成熟的技工就业行情远比本科生、研究生更好，甚至收入都高于研究生，可父母为了孩子将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非得把孩子推进大学，而且是推进名牌大学。在这一点上，父母的责任一点儿也不小，社会的舆论导向也是重文凭而非重真才实学。这就是教育出现系统性问题的所在，它不完全是学校和教育部的责任。

    白领不比技工更有面子

    戴占军：我们国家的技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70年代，都是受到整个社会尊重的职业，在分配上，也属于高端人群。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几年中却有十几年闹技工荒，技工在社会分配当中所占有的地位也急剧下降。最近这两三年，技工的地位才开始回归，因为大家重新认识了技工在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下的重要性。但是技工荒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学手艺，愿意做技工。从劳动价值来说，技工也许能挣1万块钱，但人们宁愿坐办公室，宁愿当每月拿三四千块钱的“白领”，也不愿到生产一线去。为什么呢? “白领”有面子啊!

    马晓霖：孩子们的前途面临着诸多困境。人生理想，奋斗激情，乃至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构建，在当代的教育中都出现了过去30年未有的困惑。孩子们与我们那个时代接受的教育差异很大，这也是时代变化的必然，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某些现象明摆着是有问题的，包括品德素质下降、拜金主义严重、道德底线缺失等。最近一位清华大学的青年教授和我交流时慨叹，70后、80后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激情，没有思想，太过务实。与50后、60后两代人相比，目前在校学生没有太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是非观念，他们不过问国家政治，不关心社会疾苦，缺乏家国天下的担当。我想，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两代的孩子们。50后、60后能力太强了，而且赶上了多个发展的机遇，而70后、80后面临的实际问题可能要更多，特别是成长环境的高压，以及就业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教育产业化问题，不单纯是个教育的问题。它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是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是全民族从国家到个人都要支付的学费，我们遭受的委屈、不公及额外不合理的付出，都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进步补交学费，这个成本有时候不得不付。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如何尽可能少付这样的成本，尤其是那些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对他们来说太高了，可能会影响其一辈子的发展，一辈子的幸福。

    张国庆：你怎么看“海龟”变“海带”?

    马晓霖：“海龟”变“海带”，一要看他所学专业与国内就业市场是否对口，二看他个人回报期望值是否与国内薪酬的实际水平合辙。“海龟”们或许觉得自己受牛津、哈佛教育归来，皇帝女儿不愁嫁，最后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状态。

    我在新华社刚工作的那几年，单位根本不要研究生，要的是接受扎实专业教育的大学本科生，打个比喻，要的就是一团白面，至于用来包饺子还是擀面条，那是单位专业培训的事，如果学校给单位送来一个面包，把面包弄碎重新和面，那反而不好使了。当然，研究生越来越多之后，高学历才逐步成为门槛之一，但是，专业过硬，依然是个无法逾越的杠杆。比如说，搞国际新闻报道的单位一定优先选择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基础扎实，而其他技能都是后面通过培训和实践容易得到解决的。所以，“海龟”变“海带”，实际上往往是心态问题，“海龟”如能尊重每一份工作，尊重每一种职业，重视每一个就业机会，把自己从“天之骄子”的云端还原到普通岗位，把自己定位于一个邻家姑娘或小伙儿，就容易得到一份工作，而且容易得到就业的快乐。

    （摘自《中国要淡定》，凤凰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3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