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随着媒体的日益发达，文化的丰富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越来越容易出名，名人也越来越多，因而名人的“名气”周期也越来越短。名人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一位衣衫土旧的中年妇女昂首阔步走向舞台中央，强光下，她眯着眼睛望向台下数千名观众。摄像头迅速聚焦在她的脸上，蓬乱的头发和浓黑的眉毛纤毫毕见地呈现在数百万观众面前。这个女人不习惯这种场合，不喜欢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她那个苏格兰小村庄，她和自己生病的老母亲和可爱的猫咪相依为命。她的生活圈子很小，就是几个朋友、当地的酒吧和教堂，还有就是唱一唱歌。但是她内心的什么东西驱使她参加了这个才艺展示节目，她抓紧了麦克风。评审小组中一个相当自信的男人请她介绍一下自己。她讲话的时候，这个男人转动着自己的眼珠，对这个女人大胆的表现，他忍不住笑出声。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才艺展示，而是《英国达人秀》节目 ，是这个国家同类节目中的佼佼者。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人会有怎样一番粗俗的表演，演播厅里的观众们等待着，并发出嗤嗤的窃笑声。女人开始歌唱。只有几秒钟——她刚一张嘴——观众就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真是难以置信，这个女人的声音太美妙了，太动听了，太出其不意了，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她唱的选自《悲惨世界》的《我曾梦想》却传递出一种巨大的欢乐气氛，在整个演播厅回荡。表演结束的时候，每个见证这一切的人都拜倒在这个47岁、自称是处女的女人的石榴裙下。
苏珊·波伊尔一夜走红的故事如今成了一段传奇。在几个星期之内，数百万人在电视上观看了她的表演，数千万人在YouTube上聆听了她的歌唱。连续几周，她成为所有主要媒体的封面新闻人物。一个月以后，她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一年以后，苏珊大妈的首张专辑《我曾有梦》高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排行榜榜首，并成为历史上最热销的专辑之一。她如今是全球的大名人了。
尽管苏珊·波伊尔不是一夜成名的第一人，但她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想一想，如果苏珊·波伊尔十年前进行她精彩的表演，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她会让很多人吃惊，但没有YouTube的快速传播，如果没有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的支持，她也不会一下子就蹿红成这样的大明星——如果说可以成为明星的话。如果要使她出名，唱片公司和它们的出版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来建立并保持这种动量。当然，还要花大笔的钱，而对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它们未必愿意在她身上投资。实际上，苏珊·波伊尔早在十年前就在公众面前表演过，她曾为慈善事业录过一首歌《为我泪流成河》。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次表演的水平即使不比《英国达人秀》上的表演好，至少也是一样好。但当时只做了一千张唱片，而此后的十年中，在苏珊·波伊尔居住的村子以外，再没有人听说过她。
苏珊·波伊尔出现在聚光灯下之前，需要有一个完全崭新的媒体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潜在的能力被挖掘出来，又结合以出其不意和传奇性，将故事放大并神圣化到过去无法想象的程度。这就是在大动量规模上的造星过程，使之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质量(大量的观众)，以巨大的速度(加速度)创造出追捧和名声的动量。按照美国一家名叫“可视评估”的在线视频评估公司的统计，截至2009年苏珊·波伊尔的YouTube视频已经以各种形式被浏览了3.1亿次。“我们在苏珊·波伊尔强势走红中看到的是‘覆盖性’的力量。”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体研究项目主任及《整合文化：新旧媒介的冲撞》 的作者亨利·詹金斯说道：“登录他们网上社区的消费者正在有意识地在网上传播苏珊·波伊尔的视频。”这种“覆盖性”又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整合技术的帮助。
然而，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不仅仅是与技术进步和造星有关，也与我们评价社会中一个人地位的方式的深刻变化有关。在过去的千年中，所有的文明都发展了它们自己的评价一个人地位的独特方式。这些评价通常是建立在个人成就、财富、权力、地位、家庭关系、创造性等这些综合因素上面。而我们社会独特的地方在于，地位高低越来越依据一个人被多少人知道上面——他们的名气——而不是他们实际做了什么上面。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安迪·沃霍尔的预期：将来，“人人都可以在15分钟内出名”。在网上，谁都可以让15个人或者是几十万人知道自己——通过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那些渴望出名的人无须再依靠迅速变化的大众媒体将他们拉到聚光灯下并保持一定的时长。他们可以制造自己的聚光灯。
再看看“气球男孩”这个异乎寻常的例子吧。2009年10月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个男孩吸引了美国公众和全世界很多人的目光。有报道说一个叫法尔康的六岁男孩被绑在了一个热气球的篮子里，离开了地面，在美国上空飘飞。这是一个危险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是每个父母的梦魇，而每家电视新闻制造者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广播网络也纷纷追踪这个故事，有些甚至对奥巴马总统在新奥尔良追踪飘过科罗拉多河的气球的全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数百万人锁定了该频道，使那天的收视率增加了一倍。
结果表明，这是孩子的父亲理查德·海尼搞的恶作剧，他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在气球上，而是躲在自家车库房顶上的一个大箱子里。理查德·海尼曾经参加过一个叫《交换夫妻》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渴望成名，这次想让自己的名气更大。所以，他创作了自己的剧本，并让他自己担任主角。他将自己放在聚光灯下的结果就是使自己遭到了锒铛入狱的惩罚。弗兰克·里奇在2009年4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中说，我们在谴责这位父亲的欺骗行为时，应该当心我们电视娱乐界自以为是的行为。
理查德·海尼是我们当今这种文化不可避免的产物，“新闻”和“真人秀”的电视节目和现实本身都被严重地扭曲了，互联网在速度上的竞争使我们没有时间对事实进行核查……这些都不能为海尼给他的孩子们所带来的伤害开脱，他让孩子们参与自己稀奇古怪的计划。但他并不笨。他知道，当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被忽视的时候，让“气球男孩”飘起来有多么容易。
里奇说，在这位父亲的行为中也有一些令人心酸的东西，他下决心要抓住在他和很多人看来“可以够得到的美国梦的最后一点碎片”。在低靡的建筑业中，海尼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对于改变现状，他感觉越来越没有信心：
海尼曾两次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真人秀节目《交换夫妻》中戏剧性地亮相，他的胃口也被刺激得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海尼会将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又一场的演出，希望在真人秀媒体节目中寻找转机。这成了他在这个国家中可以指望的获得工作的最后机会。超过1／4以上的黄金档电视节目是做真人秀的。海尼是经历过大萧条时代的那一代美国人的直系后裔，他们曾幻想——通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要他们能够在表演业中抓住聚光灯，他们就能够在经济上获得拯救。有些人渴望通过《业余黄金时》——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每周才艺秀广播节目——成为当时的“美国偶像”。有些人穿梭于舞蹈马拉松的表演场，参加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耐力比赛，它承诺可以用怪诞的举动和身体的惩罚换取食物和奖金。赫拉斯·麦考伊1935年回忆大萧条情形的小说就被恰当地命名为《射马记》……今天成名心切者的榜样就是“乔恩、凯特和他们的8个孩子”(一档真人秀节目)，而不是盖博和隆巴德一样的巨星。但即使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像海尼在《交换夫妻》中那样，他们最后依然可能被一个外表诱人的制度所欺骗……很多真人秀节目跟过去的舞蹈马拉松一样残酷。好莱坞提供休息或提供饭食的工作规定都不能兑现。有时候，连最微薄的薪水都没有。让他们吃名气好了。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受推崇的品质就是受众人瞩目。这就鼓励一些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吸引公众的视线。或许这就是大众媒体推动民主时所发生的事情。抬高最底层的普通人带来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它将受欢迎程度置于一切之上。它将民主变成了“媒体统治”。
这并不是说像苏珊·波伊尔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不应该获得她们荣耀的地位。有才的人和辛苦劳动的人是值得追捧的。但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是，名人地位往往通过做坏事来获得，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能力或者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来获得。就像“气球男孩”的父亲，当今很多名人为了追求名气而追求名气。不过，你肯定要问，其中的危害是什么呢?当然，它只是一种娱乐，不是吗?
或许不是。对名气的广泛迷恋已经超过了娱乐的范围，并将更有分量的问题推到了大众意识的后台。观众宁愿开心地游戏，也不愿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种倾向又被新闻媒体强化，头条新闻越来越多报道的是名人的新闻和绯闻，却不报道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的新闻事件。
我们这个国家通往这种名人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似的事件发生在1997年，当时，一个叫O.J.辛普森的前足球明星接受审判的过程被所有主要新闻媒体全天候24小时滚动播放，一周接着一周，将其他所有重要的新闻故事排挤到一边。名人效应文化从此就升级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新闻故事的优先性与它们的重要性毫无关系。比如，2007年，在美国，当年的一个主要新闻故事——按照播放时间和顺序衡量——与名人帕里斯·希尔顿及她的交通罚款有关。这些受名人驱动的新闻故事又通过最近这些年兴起的不计其数的有线电视脱口秀节目和互联网博客而进一步扩散并放大。它们反过来又巩固了这样一种意识：名人所思所想及言行举止都成了值得新闻报道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2009年最重大的一个新闻故事就是摇滚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去世。有关他的新闻的热度曾一度盖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这些新闻加在一起的热度。新闻覆盖如此密集和全面，以至于无论你转到哪个台你都会被杰克逊葬礼的最新安排或者他音乐视频的画面打断。尽管摇滚之王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媒体也没有理由将他的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将他的成就跟马丁·路德·金或者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后者为了道义而在监狱里待了27年。下面的情景也是难以发生的：有一天，我们看到同样的新闻优先权给予了奈尔·阿姆斯特朗之死，这个第一个将脚印送上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他真的做到了在“月球上行走”)；或者是给了詹姆斯·沃特森，基因代码的发现者之一；或者是穆罕默德·余纳斯，他通过小额银行信贷减轻了数百万人的贫困。为什么?因为，尽管他们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但他们不是一线明星。按照统治名人世界的奇怪标准，他们是下等人，在由足球队员、影视明星和模特组成的众神庙中，他们只是一些小鬼。
一线明星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经常被看做是更有权威的人，即使是在那些他们不了解或者几乎不了解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名人被广泛用来推销产品并经常产生误导的原因。目前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位编辑指出，名人代言垃圾食品是促进肥胖病高发的一个原因。“垃圾食品广告商最令人反感的伎俩就是付钱让体育和流行文化明星做他们食品的代言人。这样做尤其不可理喻，因为体育明星需要膳食的平衡以获得健康的体魄。这样的名人应该为此感到羞耻。”这位编辑说。
有些名人，比如苏珊·波伊尔，被世人发现，并被卷进媒体骇人的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处心积虑，筹划着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的一举一动更像一个动量弄潮儿，图谋驾驭公众意见的浪潮。他们愿意满足媒体贪婪的胃口，奉上那些司空见惯的细枝末节，想尽一切办法吸引公众的眼球，并保持这种态势。对这样的名人而言，新媒体，比如博客和Twitter，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因为是这些媒体时时更新着他们的情况，一点一点满足着粉丝的欲望，让他们的粉丝感同身受，并即时“分享”他们的世界。Twitter之王就是好莱坞演员阿什顿·库彻。2009年4月，他成为了Twitter上面第一个获得100万追随者的名人。
感同身受，尤其是通过名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起起落落，他们好像就是我们自己，而把我们自己的真实经历放置一边，忽视了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的基本的正常需要。或许这才是崇拜名人的真正危险：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急需我们关心和关注的事情上面分开。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名人崇拜将我们的新闻媒体变成了狗仔队的镜头，而我们就是通过它们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所以，重要的、重大的故事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引人注目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这跟罗马人竞技场中的游戏没有什么两样。罗马人曾经用这些游戏将观众的注意力从衰颓的帝国身上移开。
（摘自《大动量:什么控制了我们的世界?》，新华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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