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爆发激烈论战之后，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利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看风使舵，摇身一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l969年起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王明踏上了他人生的末路，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中国。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1500字的新闻《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则新闻罕见地打破了中共多年来一直在新闻稿中保密中央所在地的禁区，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加上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也就在这天上午，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整理好行装，踏上了“进京赶考”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
因为孩子生病，王明一家等到5月才从河北平山迁往北平香山。几个月后，全家又迁到市内东皇城根骑河楼孟公府2号，此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
6月，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明担任了副主席和筹委会主任。9月21日至30日，王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的妻子孟庆树担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王明勤奋工作，积极领导法制委员会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各种法律与法规。
1950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王明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王明工作非常投入，他引经据典，研究查阅了国内外许多法律法规和书籍文献，很快就拿出了婚姻法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原则。
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做了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部8章27条的《婚姻法》。4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央政府命令，《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饱含王明心血和汗水、先后修改了41稿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才重新修订。据参与起草的李光灿说：“婚姻法报告是由王明口述，我笔记。他一口气讲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报告。”毛泽东高度肯定了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对这部法律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摧毁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武器，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制准绳”。
在法制委员会工作期间，身体并不十分康健的王明，基本上是带病工作。其间，他经常参加和主持一些会议，阐述自己的法制思想。其中1950年2月6日，他在主持全国监狱法律座谈会时，提出了“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过自新”的十六字方针，基本上指明了监狱工作的方向。
王明在新中国法制工作战线上的优秀表现和工作精神，本应该成为王明政治生命的新开端。但因为他的偏执和顽固，一再拒绝毛泽东、刘少奇的劝告，一意孤行，始终对历史问题不肯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会议确定了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可就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本来，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为讨论财政经济政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计划。为什么中共中央又旧事重提，好像毛泽东老是要跟王明过意不去呢?事情并非偶然。原来，这个决定还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有关。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王明不肯作自我批评，怕负责任，有功归己，有过归人。在闭幕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口头要求王明对历史错误问题写一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当时，王明也口头答应了，但一直拖延，没有回音。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同王明谈话，批评他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催促从速写好声明书，交中央政治局审阅。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决议的第九项中写道：“中央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刘少奇同志对王明同志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通知，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这个决议通知了王明。接到通知后，11月6日，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您在二中全会作结论时，要求我对于您所指出的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再写一声明书，现遵示声明如下：
1.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我于1945年4月20日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席四五次反复问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并说，如果我认为还有哪些不合事实的话，中央可以修改决议。前几次，我均答复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最后一次我觉得主席既然这样反复地询问，不妨遵照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示，将我想到的有些意见向党的领袖陈述一次，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
2.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切接受和服从。
在这封信中，王明对自己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依然只字不提。
显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和阳奉阴违的做法，已经失去了耐心，于是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王明的问题作出这个决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其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为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王明去天津了解地方工作，回京后就病倒了。所以这个决定通过的当天，也就是1950年6月9日，王明没有参加会议。但在这天他曾写信给杨尚昆并转毛泽东，说：“经过医师轮流注射几天葡萄糖后，心脏衰弱情况已经好转，唯肠炎腹泻未好，每日只吃少许流食，故仍不能起来工作，因而不仅三中全会未能参加，恐政协全国委员会头几天的会议，也很少参加，非常着急。除继续请假几天外，特将情况报告，请释念。”
7月30 日，病中的王明，收到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的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1950年6月9日通过)
关于王明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王明同志应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当时王明同志亦曾在全会上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但事实上，王明同志对这一决定的执行，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中间虽经政治局的催促，并于1949年10月25日派刘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同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同年10月26日，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同志谈话情形的报告之后，又曾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王明同志，指出：“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犯错误问题，已在1945年4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他对于抗日时期的错误问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因为刚刚从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来就病倒了，又正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法律工作会议，忙于起草报告和准备几个刑法法典草案，因此王明直到8月17日才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
(1)我有多少时间?要知道，为了把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写的全部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再看一遍，进行适当的总结，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2)我要求毛泽东把我在1937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纲和我的笔记本退还给我。因为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中共秘书长王首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到会者的笔记本和其他活页纸全收走了，以后并没有归还。
(3)我保留的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延安的《新中华报》和许多其他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前，根据毛泽东的布置，都送到瓦窑堡去了，后来就没影了。我在信里要求把这些材料还给我，或者暂时给我另外弄一套以便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在王明的来信上做了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于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随后，杨尚昆让孟庆树转达毛泽东的批示，通知了王明。
身体的不适，工作的劳累，再加上思想上的压力，组合成精神上的大苦闷，王明病情愈加严重。9月上旬，顽固坚持不写声明书的王明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去苏联治病的要求。考虑到王明身体状况和当时苏联医疗设备、技术水平比中国国内好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王明的请求。对此，王明却捏造说是毛泽东“突然安排我马上到苏联去”。
9月12日，刘少奇代毛泽东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圈阅后，由师哲翻译，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往莫斯科。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保健医生北京医院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乘火车赴苏联治病。对此，二十多年后，王明却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诬蔑说成是毛泽东“突然安排”，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点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早上九点钟刘少奇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我的事情很简单：打电话给外交部，叫他们马上办理您全家人的护照。现在我把护照交给你。你愿意把谁带走都可以，我只不过要他们的照片。我已经通知铁道部，在今晚六点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您挂一节公车。时间不多了。你还来得及准备吗?”我问他：“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这消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杨尚昆回答。
“如果我们在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好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问。
“是的，今天走不走，你自己决定”，他回答说，“如果你决定不走，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起程的原因了。刘少奇早就同意我们到苏联去，而我们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危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
从1950年11月到1953年11月，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及两个孩子一起在苏联休养治病。
1953年12月9日，王明一家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北京孟公府2号。王明马上致信毛泽东说：“9日晨抵京，一路尚好，请释念。听说主席身体健康，至为欣慰。三年未见，很想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如主席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见我，请便中示知，以便遵示前往。”知道王明的病情还没有完全康复，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董必武亲自前往看望，转达了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的意见，要他安心治病，继续休养。
1954年4月8日，因肝胆炎和肠炎急性发作，王明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参加工作。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政务院改称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改为法制局。从此，王明在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5年初，王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胆囊切除手术。王明、孟庆树心有余悸，竭力反对。病根未除，经常发作，王明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从60公斤下降到40公斤。生病期间，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都先后到医院看望，对于医疗问题也全力给予解决。
在国内治疗一段时间后，王明的病情没有根本好转。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中央马上同意并为他办理了出国手续。
1956年2月1日，王明和孟庆树带着儿子明明、亮亮及上次的陪同人员一起，抵达了他心中“亲爱的莫斯科”。从此，王明踏上了他人生的末路，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中国。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爆发激烈论战之后，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和“大叛徒”的帽子，被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他从此和中共中央逐渐失去了联系。但对王明的揭批和斗争，依然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中共中央并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这时，靠口才和笔杆子起家的王明感到机会来了，在“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治浪尖上，他在莫斯科学到的满腹经纶般的马列主义教条理论终于再次派上了用场。王明利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看风使舵，摇身一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如：《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等，连篇累牍地丑化、歪曲、诬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
1974年3月，已是病魔缠身的王明将1971年至1974年间撰写的《“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等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1974年3月27日，抱病整理完这部书稿的第四天，王明即病逝于他“亲爱的莫斯科”，遗恨异国他乡，享年70岁。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耗尽他人生最后心血完成的这部“反毛”著作的出版，而他原本还打算写一部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的计划也没有完成。至死也没有战胜毛泽东，王明至死不服。直到1975年，这本书经过他患难妻子孟庆树的整理，才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以俄文出版。孟庆树1983年9月5日于莫斯科去世。
（摘自《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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