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是一位香港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做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罗秀才”。
擅改毛文
北京鲁迅博物馆出版的一期《鲁迅研究月刊》上，有一段小小的补白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正式收入了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话由‘大汉’纪录，最初发表于《七月》月刊1938年第三期。《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重刊时对文字做了润饰，主要删掉了一句话：‘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毛泽东文集》据《人民日报》的修订文字刊印。”
删去这一句话，主要是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托派不是汉奸组织，没有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反，不再信口雌黄去诬蔑人家。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
值得注意的是：删改并未经过作者本人同意。《人民日报》删去这一句话时，作者毛泽东已经死去五年多了。这样的擅改，行么?诬蔑不应该继续，办法不是没有的。文章不改，加一条注不就行了?
《人民日报》却不是这样办的。要改就改，不管人是不是死了，也不管写文章的人是他们依然要尊崇的毛泽东，还是笔一挥就删改了。也就删去了曾经诬蔑托派的历史真实。当然，《人民日报》没有这样大的权，权在中央。这使人感到如此这般的一点党风。这使人记起一些照片上涂去刘少奇，另一些照片上又涂去林彪、涂去江青的事。
不再诬蔑，本来是好事。好事当中却包藏有坏事。信笔涂抹，何处有信史?
如此毛诗!
在书店翻到一本《毛泽东诗词联大观》，似乎有些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篇章，就买了下来，以便细看。
灯下翻了一遍，虽是匆匆，得到的印象是编者的态度不够严肃。书是北京燕山书社出的。这书使人突出地感到，北京现在连出版毛泽东的著作也十分马虎了，别的一些书出得乱七八糟，也就不足为奇。真有些“书风日下”!
随便举一两个例。第二首据说是1910年所作的《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注明了这是把日本西乡隆盛的诗“改写而成”，而所改不过两个字，第一句的“孩儿”原是“男儿”，第二句的“誓不还”原是“死不还”。这怎能算改写?又怎么把这样只改了两个字的人家的作品算做毛泽东的诗?
毛泽东“自撰对联”中，有《赠叶剑英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明明是古人现成的句子，怎么能就是他“自撰”的。
林彪死了，毛泽东在纸上写下了半首杜甫咏王昭君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把第二句的“明妃”改为“林彪”，无非因为都是生在湖北，死在朔漠，因而有了联想。这样的四句也被当做毛诗，而且大赞一番，说“他只取前四句，仅改其中两个字，巧合无间，妙不可言”。真是拍马拍得妙不可言了。呜呼!
毛续乔诗
毛泽东有两句佚诗，最近才被“发现”。“发现”是仿某一些人行文的用语，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只要是我没看到、不知道的，一旦见了，就说是“发现”，接近于“发明”，好像这就立了一功。
为什么只是两句呢?1972年，中日建交，中美建联络处，廖承志访日，韩叙赴美，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长，喜而打油：“八重楼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欢欢喜喜詹金斯……”最后一句想不出来，旁人替他续了一句“得意洋洋乔老爷”或 “喜上眉梢乔老爷”，乔冠华认为不行，当然不行，韵既不对，平仄也不调。毛泽东知道了，说他来续，一续就是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毛泽东果然有“诗才”，平仄既调，韵脚也对了。
八重楼在东京，五月花是华盛顿的旅馆，是廖承志和韩叙的下榻处。詹金斯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当时到中国筹设联络处。乔冠华在“文革”中被斗，红卫兵罚他到王府井街头卖小字报，他却躲去喝啤酒，然后自掏腰包交账，钱交得多，红卫兵赞他能干。
反正是打油，我就斗胆替他另续两句：“乔木一株飘海去，联合国里笑呵呵。”联合国通过北京取得中国席位，是乔冠华以中国代表团的身份飞去出席的。不妥之处，是时间上他去联合国是早一年的事。较妥的这是外交事业，而卖小字报不是。
第三句原句保留，改为“喜喜欢欢詹金斯”，再加一句“参天乔木笑呵呵”又如何?乔木就是乔冠华。
（摘自《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