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成都人，是在成都出生长大的，但因为父亲是上海人，所以我从小填表填到籍贯这一栏时，总要写“上海”。
对于我来说，上海，是血脉源头，是纸上故乡。
父亲是上海人，1955年考上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遇到同班一女同学，相爱成眷，毕业后，一起支援三线建设，和已经成为妻子的女同学一起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到了成都，他们先生了一个女孩儿，四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女同学就是我母亲，小的那个女孩儿就是我。
我的上海记忆开端于延安西路的某个弄堂。那是老家。弄堂名早就记不住了，现在估计原址也不复存在了。但那个石库门弄堂的气息混合着酱菜和煎小黄鱼的气息，一直充溢在童年的记忆深处。小时候，我反复去过多次上海，每次都是待一阵子后，又被父母接回成都。于是，记忆中火车的味道要比石库门的味道更为浓烈。
到了九岁那年，黄浦江的气息成为上海记忆中的首席。
那一年，我寄居在南京大姑妈家中，在南京上小学。冬天的时候，本在成都的父亲突然来了，然后，带上我和姐姐登上夜车，直奔上海。到了上海我才明白，我的三姑妈，父亲的三姐，因病去世了。那个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大姑妈安排好南京家里的事情，随即赶至上海。
长姊如母，大姑妈十分威严地端坐在上方的那把大木雕椅上，周围围绕着伯伯、二姑妈、我父亲、小叔和小姑妈。和我同辈的哥哥姐姐们一大堆，我是最小的一个。表姐凤让我十分震惊，因为她烫了头发，还涂了口红。那年是1976年，她的妆容十分出挑，让人惊诧不已。一屋子的大人，我挤在他们的腿间，听他们嘀咕。大姑妈问凤，你那香港人什么时候来？凤低头轻声说，伊正忙，来不了。大姑妈一拍桌子：这个时候不来，还是不是人?凤转过头来向我父亲求救，二舅舅，伊真来不了啊。我父亲说，看侬跟了啥人！
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怀疑我的记忆。1976年，一个烫着卷发涂着口红的女人？后来长大点才知道记忆无误。凤表姐嫁的是一个香港生意人，做什么的不太清楚。商人重利轻离别。沪港通婚其实从来没有断过，“文革”期间，也有不少上海女孩嫁给香港人，住在上海守着空房，拿港币兑换人民币，日子过得又安逸又寂寞。我凤表姐是其中的一个。我家保存有那个时期的几张旧照片，照片上我父亲英俊无比，我又胖又呆，像个冬瓜。照片上总是没有凤。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艳丽而凄怨。“文革”结束没多久她就带着孩子移居香港了。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凤在香港因病去世。
就是三姑妈丧事的那一年。有一天我跟着父亲上了黄浦江的渡轮，到浦东去看望一个亲戚。渡轮上，父亲递给我一块很大的巧克力，我十分开心，仔细地剥着外包装后面的锡箔纸，不经意地抬头，突然发现身边的父亲正看着江水在流泪。我又吓又窘，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低头继续剥锡箔纸，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吃。黄浦江水有股腥味。是淡水水域的那种土腥。那股腥味混合着巧克力的甜味吞进嘴里，很不舒服。与其说父亲的眼泪让我难受，不如说是让我恼怒。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接受父亲的悲伤。在一个小女孩的眼中，父亲怎么能是悲伤的？而且还流泪？
那一年，父亲还不到四十岁。离家多年，相隔千里，父母相继去世，然后又是疼爱自己的三姐撒手人寰。每一个亲人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在故乡的黄浦江上，沧桑之叹涌上心头，身边恰是懵懂无知的幼女，其情其伤难以排遣。江风吹来，眼泪怎么能控制得住?
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父亲谈过这一幕。不知如何谈起。我很愧疚，因为当时我觉得父亲很丟脸。这种愧疚十分压迫我，让我难以启齿。
和父亲聊上海，经常聊的都是轶事。我记得父亲跟我讲，解放上海那天的清晨，他有事早起，一开门，发现满街都是连夜进城的解放军，他们都倦极了，整齐地和衣就地而睡，其状蔓延不绝，甚为壮观惊异。2009年国庆，看电影《建国大业》，有一镜头是：也就是同一个清晨，住在上海的宋庆龄走出家门，静静地看着满街和衣熟睡的解放军军人，百感交集。如果这个镜头是依据史实而非杜撰的话，那么，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也正十分震撼地看着这一景象。对于这个少年来说，震撼更多地来自一夜之间的“改朝换代”。
前些年，在杂志上看到久违的王丹凤，在香港和她先生开了个素食馆，生意不错。她已经很老了，不过收拾得很精致很体面。把杂志拿给父亲看，惹得父亲把他的少年暗恋又回顾了一遍：很多年前吧，上海某里弄，一个穿着白色狐皮(不知是真是假)大衣的小个子绝代美人，从片场回家，在里弄口下了汽车，踩着白色高跟鞋笃笃地低头疾步走过，漫应着街坊邻居殷情的招呼。这是一个电影明星初露头角的时期。她肯定没有注意到一个英俊少年的目光流连。我笑问父亲：在一个里弄里住那么久，她就那身衣服?父亲也笑：记得住的就那身。
（摘自《生活就是秘密》，商务印书馆2012年3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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