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我们认为，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这一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应对这些挑战，要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陷阱与高墙：工业化不同阶段面临的性质不同的挑战
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经济增速不高，但实现了长期持续增长；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苏东欧国家，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迈过了高收入之墙。
所谓高收入之墙，国际上有学者以此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在此借用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旨在刻画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只有推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速条件下的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将倒退或处于徘徊状态。能够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可称之为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国家。
分析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可能较顺利跨过拉美和前苏东欧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既与拉美、前苏东欧国家不同，也与德国、日本、韩国不同。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拉美、前苏东欧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4000国际元和前苏东欧国家人均GDP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态势，再过3~5年，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翻越高墙时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中国落入拉美和前苏东欧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第一，不同于拉美国家，中国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改革开放之初，就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第二，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在发展还处于较低阶段时，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行。第三，中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发展要素组合条件好。中国的市场优势不仅超越了拉美和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跨国形成的地区统一市场。
在供给方面，中国也有独特优势。首先，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成本较低，受教育水平提高，健康状况改善，且勤奋而守纪律。其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所积累的产品设计、制造和管理经验，首先外溢到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后者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的最初来源。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技术进步意愿和能力也有所增强。再次，人民的节俭传统使得中国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储蓄率，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本。
尤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避免了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动荡、政治分裂局面的出现。
但是，相较于成功追赶型国家，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
——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在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基本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底线竞争”、粗放发展、财政金融风险积累等诸多问题。
——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作用突出。这种机制在应对突发事件、实施某些重大工程项目时具有独到优势，但如果不适当地扩展其使用范围，或目标有误，就可能适得其反。
——国有经济在基础部门仍有很强的控制力。这些年来，大型国企的盈利状况好转，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若除去资源占有、行业垄断等因素，经营效率是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进步尚难肯定。
——市场开放和竞争秩序水平仍有待提高。目前，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不合理的进入管制，一些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市场竞争还受到各种不合理因素的干扰。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以获取或巩固垄断地位。一些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优势地位的企业，也利用其市场支配力，通过策略性行为打压排挤竞争对手。市场诚信水平总体上较低，整个社会不得不付出相当高的交易成本。
——法治建设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但突出的问题依然是行政权力对法律的制约和干扰，“有法不依”的现象仍较普遍。
——财政金融风险的积累和后摊。在过去一些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缺陷，积累了某些财政金融风险，如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长期贷款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如果有高速增长为支撑，这些风险有可能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消化。但若经济增速自然回落，不排除这些风险集中显露，并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重大冲击的可能。
——“半截子”城市化问题突出。受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人口流动政策等制约，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城镇。这种“半截子”的城市化，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还制约着消费需求增长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
——社会纵向流动不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对就业、创业的不合理影响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扩大。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年至2017年。
随着增长速度下台阶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减弱后，能否形成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中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增速下滑冲击的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的。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两个季度而是常态性地回落，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陷入严重困境，而且速度回落幅度可能较大。
对此，中国应当争取主动转型，明确转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围绕解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应提出并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
首先，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一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二要更加重视就业机会均等，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的格局。建立公开透明的招聘录用机制，尤其要打破某些公有部门中关系决定机会的格局。三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自主创业，健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体系。进一步落实“非公36条”，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完善个人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创业促进就业的倍增效应、创业促进创新的带动效应。
第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一要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提升国民健康素质。改革医疗卫生服务体制，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全民体质。二要赋予人人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等均衡配置，采取多种措施，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防止素质和能力差异在代际之间传递。三要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加强实习、培训基地建设及职业教育专职教师的培养，鼓励采取校企联办、订单式培养等方式，为不断升级的产业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化人才。完善职业教育的政府补贴机制，重点提高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培训的实际效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四要对贫困阶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把贫困阶层纳入普惠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之中，帮助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防止贫困的循环锁定。
第三，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垄断行业和领域，一方面要放宽准入限制，支持和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促使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创新提升活力和生产效率。二要推动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改革。扭转科研教育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创造科研教育领域民主、平等、开放的氛围，创造条件让专业人士主导科研教育活动，改变由行政机制主导科研资金分配、科研人才聘任和升迁的格局。三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建立支持创新活动的专业信贷管理制度、专业金融机构、专项激励考核机制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创新，多方面拓宽创新活动的市场化融资渠道，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四要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改善政府服务。对于创业和创新活动，要减少准入管制，缩减审批环节，优化受理流程。同时，要保障共性关键技术的有效供给，搭建创新和创业的信息交换平台，为创业者和创新者优化组合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支撑。
第四，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制度能为创业者和创新者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激发其投资热情，增强其创新动力。进一步完善中国民商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制度，尤其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强执法监督，改善执法效果。
（摘自《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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