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因京剧《沙家浜》，和江青有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文革”间受到江青的重用。一个文人，怎样陷入政治的漩涡？汪曾祺的儿子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文革”前——第一次见江青
《沙家浜》剧本改编之后，爸爸才和江青第一次见了面，这已经是1964年的冬天。
江青召见爸爸是她想搞一出新戏。当时小说《红岩》出版不久，在全国引起相当轰动。于是江青就想借用这个题材搞一个京剧《红岩》。为此，江青从外面调来了不少人。有《红岩》小说的罗广斌、杨益言，有空政文工团的编剧阎肃，他写的歌剧《江姐》当时也很有影响。北京京剧团参加的是党委书记薛恩厚和汪曾祺。
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那是薛恩厚带着他和阎肃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场的有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
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有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汪曾祺只是可使用但不可重用的人物。江青懂得京剧，明白汪曾祺的唱词写得好，想借助他手中的笔搞戏。江青又是搞政治的，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有历史问题，还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在调阎肃参加京剧《红岩》创作时，江青告诉他从京剧团找一个人和他合作。阎肃表示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态度何其鲜明。
从1964年冬到1966年春节前，爸爸他们一直在改写《红岩》剧本。这期间，1965年4月，爸爸随剧团赶到上海，重新排练《沙家浜》，因为江青当时在上海，要审查这出戏。
江青审查改排《沙家浜》之后，表示满意，并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不过，剧团当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红岩》一直折腾到1966年春节之前还没有写完。江青打来电话，让火速赶往上海，《红岩》剧本没有写完也要去。于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和汪曾祺乘飞机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才知道，江青决定《红岩》不搞了，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她要另搞一个新戏：党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但是没影的事也得干。爸爸和阎肃，根据江青的意图，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个提纲，定了剧名——《山城旭日》，然后向江青汇报。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北京，着手编剧。
3月份，江青又把爸爸他们召到上海，还是谈《山城旭日》的创作问题，仍旧是李琪带着他们三个人。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已进入高潮，爸爸尽管对政治向来不敏感，但是也觉察出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关系已经相当微妙，气氛有些紧张。一次在谈话时，江青对北京京剧团提出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痛快答应，她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相当重。爸爸听得出，她实际是向北京市委摊牌。
北京市委过去对江青一直有看法。本来在《芦荡火种》的创作演出上，北京市委包括当时的第一书记彭真都给予了很大支持。但是江青后来把功劳全部据为己有，这自然让人反感。彭真不买江青的账，剧团不少人都知道。有一次彭真去看戏，到了剧场听说江青在里面，扭头就走，另到别的剧场去了，连招呼也没有打一个。如今，江青变得如此张扬，背后显然另有名堂。
回到北京，爸爸悄悄地和妈妈讲了这些事情，两个人嘀咕了一晚上，把我们赶到另外一间房中，不许听。爸爸显得很焦虑，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是夹在中间，却不知该怎么办。妈妈当然也不知道，只能说些无济于事的劝慰的话。两个不懂政治的人商量的结果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其他事情管不了。只能听其自然。跟没商量一样。
就这样，爸爸还是搞他的《山城旭日》，写完了剧本，进行排练，彩排，直到1966年的6月份。江青已经顾不上看这出戏的彩排了，她正忙着“文化大革命”的彩排。
“文革”中——赶进小楼成一统
“文化大革命”来了，轰轰烈烈。
北京京剧团尽管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也逃脱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很快，剧团的“走资派”被一个一个揪了出来，此外还有汪曾祺、赵燕侠等人。
赵燕侠是由于“反对江青同志”，便被揪了出来。所谓反对，只是对江青的指手划脚看不惯而已，另外对她的“关怀”不领情。一次江青说赵穿得太少，把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她穿。赵燕侠回去便扔在了一边，说是不习惯穿别人的旧衣服。这便成了弥天大罪。
除赵燕侠外，第二任“阿庆嫂”刘秀荣也是因为“反对江青同志”而被打入冷宫，后来在电影《沙家浜》中演阿庆嫂的洪雪飞已经是第三任了。与江青打交道确实不容易。
爸爸被揪出来的罪名倒不是反江青。对于江青，他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对江青开口闭口“老子”如何的作风看不惯，觉得完全是一副上海滩“白相人面孔”；另一方面，觉得江青还是懂戏的，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最主要的是，江青用了汪曾祺，让他写戏。像爸爸这样一个人，能够被人起用已经心满意足了。
爸爸被揪出来的直接原因是和薛恩厚合写了《小翠》，这是《聊斋》中的一个故事。剧本中有一段写的是，傻公子把被人用弹弓打昏的小狐狸带回家，而且认定是一只猫。家里人说嘴是尖的，不是猫是狐狸，傻公子说：“尖嘴猫。”家里人又说有大尾巴，傻公子还坚持是猫，是“大尾巴猫”。造反派宣称，猫就是毛，毛就是主席。如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
爸爸自己还另有罪行。在他自己搞的现代小戏《雪花飘》中有两句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你跟地富反坏也要亲?
“文化大革命”中这样荒谬而真实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
在京剧团，进“小楼”相当于其他地方的进“牛棚”。因为有过当“右派”的经历，最初的冲击过去之后，爸爸的精神状况还不错。一次，我们几个去剧团看大字报，想知道他究竟有些什么问题。看了半天，不得要领。这时，传来一声嘹亮的咳嗽声，和京剧老生出场前的那声咳嗽差不多。这声音挺熟，再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场了，穿着一件黄棉袄，掮着一条扁担，正准备去劳动。见到我们，他挺惊奇，但并不尴尬，
他问了问我们的来意，说了一句：“好好看吧”，随即抬他的煤去了。我们又看了一阵大字报，实在找不出有分量的内容，于是也走了。剧团的人没什么文化，大字报的水平比高校差多了。
赶进小楼成一统的日子一直过了好几个月，谁也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没想到突然间，爸爸糊里糊涂地给“解放”了。
一天，爸爸正在抬煤，被李英儒看见，问：“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哪?”爸爸说：“检查，交代。”李英儒说了一句：“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爸爸听后明白，他的问题可能要解决了。李英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隔上十天半个月就要到剧团看看。隔了几天，1967年4月20日的上午，李英儒派人找到爸爸，对他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做一次检查。”爸爸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让人将他叫去，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个态。不要长，5分钟就行了。”爸爸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李英儒又把他叫了回去，说：“不用5分钟，3分钟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革命群众已经集合起来，爸爸讲了3分钟。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检查写过表现帝王将相的剧本，不含“大尾巴猫”问题)，还表态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这两句话，爸爸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做了无数次检讨。但这确实是他当时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是对人的尊严和自信的一次大摧残，一个人被批判、被打倒，总觉得自己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因此一旦被“解放”，首先要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领导把自己从“错误的泥潭中”挽救出来，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3分钟表态，自然是走过场。好在“革命群众”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深究。表态之后，有人送来一张票，说江青晚上要看《山城旭日》，让爸爸参加。过了一会儿，又将票收回改送了一张请帖，又过了一会儿，请帖又收了回去。爸爸正在纳闷，不知道怎么回事，李英儒派人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阎肃坐在她旁边。”在小楼里一呆几个月，整天劳动、检查，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这个模样肯定无法面见“首长”。回家换衣服，已是来不及了，爸爸只好上街买了一套灰“的卡”制服，到澡堂子洗了个澡，等待看戏。快开演前，李英儒特意嘱咐爸爸：“不该说的话不要说。”爸爸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这一天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上午还在小楼上，晚上就陪着江青看起戏来。爸爸只觉得恍恍惚惚，如在梦里。
快开戏了，江青来到剧场，坐下来后只问爸爸一个她所喜欢的青年演员在运动中表现怎么样，爸爸整天在小楼上，不了解情况，只好说：“挺好的。”看戏过程中，江青并没有问及爸爸解放的事，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做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间休息时，她对爸爸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的戏好!”
就这样，爸爸获得了解放。
稀里糊涂上了一次天安门
1970年，江青决定将“革命样板戏”一一定稿，将剧本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同时配发评论和文章，以显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实际是她自己)的“功绩”。《沙家浜》的定稿时间是在5月15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参加定稿的“领导”有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剧本要赶在6月份的《红旗》上发表，时间相当紧迫。这定稿的“仪式”是，首先由剧团演员一句一句轮流读剧本，江青他们听，没有异议就继续往下走，如果有问题，江青就会说：“这里要改一下。”怎么改，下面就要马上拿出意见，她听了之后，如果说“可以”，就继续往下读。如果说不行，马上得另外再想词。爸爸充当的就是这个角色。这号活儿，如果没有一点捷才，还真应付不了。《沙家浜》的定稿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一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由于这一次爸爸应对敏捷，江青对他挺满意，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幕，使他风光了一阵，也倒霉了多时。
5月19日晚10点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爸爸第二天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当时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出外访问时，国内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有国难回，到了中国。于是，爸爸就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参加了这次群众集会，林彪念了一份声援柬埔寨人民的声明。爸爸还记得他念错了一处文字，后来电台广播时通过技术处理改正了过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消息的最后按当时的规矩列出了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有好几百人，爸爸排在倒数第几位，属于“革命文艺战士”之列，京剧团同上天安门的还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这些演员经常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经常在报纸上露面，爸爸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类名单是“文革”中各种人物起落沉浮的风向标，什么人复出了，什么人受到重用了，什么人又倒霉了，在名单中看得清清楚楚。
这次上天安门的“革命文艺战士”中，只有爸爸不是演员而是文人。文人一向是批判的对象，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爸爸是第一人。汪曾祺，“右派”，还有历史问题，在许多人挨批的时候，他却上了天安门，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投靠了江青。“四人帮”垮台后，爸爸为了这次露脸被审查过多少遍。
爸爸上了天安门，外面的人觉得他很神气，其实他还是个“内部控制使用”。这是江青亲口对京剧团领导下的指示。“文革”中，像他这样的境况可能也不多。表面上挺风光，实际上却得处处谨言慎行，生怕什么时候出事。
“样板戏”定稿之后，江青的主要精力已转移到政治夺权上，无暇像过去那样具体过问戏剧创作。接管这摊事的是于会泳。
但是于会泳架子很大，常常披着件军大衣指手划脚，说长道短。而且全然不讲人情。后来他当上了文化部长，一次领导组织了一场晚会，有三个小戏，全是抓特务的。看毕，阎肃开了一句玩笑：“一个晚上抓了三个特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于会泳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在宾馆里作报告，他非常严肃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弄得大家都很尴尬。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他却提高到了原则高度。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不容易。
“文革”后——大乱十年成一梦
“四人帮”倒台，爸爸非常高兴，心情非常舒畅。有一段时间，他十分活跃，写标语，写大字报，写了揭批“四人帮”的诗词散曲，四处散发，并且寄给我们看。他觉得，自己在江青、于会泳的手下憋屈得太久了，不敢说不敢动，戴着一顶“控制使用”的帽子还得老老实实干事，实在痛苦不堪。如今，终于可以痛痛快快说话了。他觉得，历次运动他都沾了点边，惟独这一次清查“四人帮”分子与他无关，因为他是受害者。
可是在外人看来，他在“文革”中却是得意得很，一个摘帽右派，又有历史问题，还受到江青的“重用”，竟然上了天安门，全中国像这样的文人能有几个?如果不是卖身投靠，哪会如此风光?如果我们不了解内情，也会有这样的看法。更何况，他确实也有“前科”。爸爸写过介绍“样板戏”经验的文章，文中免不了吹捧江青；一次他在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时提议说，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啦”好不好?
剧团进驻了工作组，清查“四人帮”分子，本来还没有爸爸什么事，查的是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他自己却“跳了出来”，认为“四人帮”倒了，不能再用他们那套整人的办法搞运动，应该注重事实，掌握政策。他自认为了解内情，认为这些人与江青、于会泳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不应该挨整，于是找工作组提意见，写大字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么多年“夹着尾巴做人”，他实在受够了，觉得现在应该有他说话的权利。他也不想想，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怀疑对象”，没有被清查已经属侥幸，哪里还有什么资格“主持公道”。
后来有人“揭发”说，“四人帮”倒台之前曾经做过应变准备，组织了“第二套班底”，以图东山再起。其成员都是不怎么出头露面的人物，以便于隐蔽。于是，清查“四人帮”第二套班底便成为重点工作之一，而作为“样板团”之一的北京京剧团自然首当其冲，而爸爸便是重点怀疑对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交代是不是“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反右”和“文革”初期，倒霉的人有千千万万，他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受苦受难好歹还有不少人陪着；如今，大家都已翻身解放，心情舒畅，他却要再吃二遍苦，这使他十分委屈，更十分恼火。好在这次审查毕竟文明了许多，没有抄家，没有批斗，可以回家。
这一次爸爸被审查，受运动之苦的妈妈很紧张，把家里的东西翻查了一通，生怕再度抄家，被人发现什么证据。家里有一套毛选，是江青送的，时间大约是在1965年。第一卷的扉页上面还有江青写的字：赠汪曾祺同志，江青。以及年月日。江青的字写得不错，爸爸说一看就知道专门练过。这套毛选的版本很珍贵，各卷全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只有两千册。毛选一卷的这两千册书，市面上极少见，基本都让主席自己留下了送人。爸爸被审查后，妈妈生怕江青的题词给他惹来麻烦，一个人偷偷把扉页割下来烧了。
这次，爸爸被“挂”起来的两年多，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够出一本专集了。爸爸一生受过多次审查，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虽然时间拖得很长，但是还算文明。中国社会毕竟发生着巨大变化。
后来，爸爸到湖南桃源时，写过一首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爸爸很喜欢这首诗，经常书写。“文革”十年，真是一场噩梦。
（摘自《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4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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