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责任和不讲信誉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大企业的形象,当代的大企业正在走向道德的滑坡。
百度的傲慢从何而来
百度又一次受到挑战，这一次的挑战者是几乎中国所有的知名作家以及他们的代理人。
百度的上一次风波来自于其对搜索结果的人为干预。那些治疗性病和牛皮癣的医院诊所、卖假药和保健品的商家，只要出了广告费就可以在关键词搜索的时候，排到搜索结果的前面。在一番表态和整改之后，百度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这次，给百度带来麻烦的不是其主营的搜索业务，而是百度文库这样一个新业务项目，按照百度自己的说法，这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收费甚至没有盈利模式的项目，所以李彦宏可以大度地说出“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关掉”的话来。但比起上次由看病被骗，愤而找到媒体曝光的普通用户们，这次招惹的作家们可是一个有话语权的群体，而且百度文库伤害的是作家们和作家代理人们的“命门”。砸人饭碗的事，历来都会得到最强力的反弹。
其实，百度是一家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公司，尤其体现在维护自己公司知识产权的时候。在百度网站上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页，内容详尽，用语严谨，例如：“百度拥有本网站内所有资料的版权，各分频道权利声明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任何被授权的浏览、复制、打印和传播属于本网站内的资料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所有的资料和图像均以获得信息为目的；所有的资料和图像均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所有的资料、图像及其任何部分都必须包括此版权声明。”
能够写出这样严谨法律文件的公司，在面对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时候，却闪烁其词。百度面对作家声讨的三条致歉内容里，根本不承认自己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而是进一步强调自己没有从百度文库中直接获益——这种无耻的话都说得出来。
其实对“百度式侵权”的法律判决上，我国司法界已经有过案例。2008年6月，上海市二中院曾经对一起知识产权的案件作出宣判：2004年到2006年，北京中文在线公司与余秋雨、海岩、叶永烈、池莉等作家签订《个人作品数字图书授权合作协议》，获得将近四十部畅销作品的数字版权。蛙扑网络公司未经许可传播这些作品，被告上法庭。蛙扑公司辩称，公司仅仅是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品由网友上传，公司未获利，也未侵权。而法院认为，被告蛙扑公司作为向涉案作品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尽法定义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被告最后被判赔偿原告20万元，并停止侵权。
百度文库的行径和蛙扑网完全雷同——教唆和帮助他人实施侵权。有了这样的判决先例，百度的侵权行为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百度拿所谓的“避风港原则”为自己辩护。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避风港原则”的相关条款：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储存空间，在具备“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条件下，不承担赔偿责任。“避风港原则”的初衷是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侵权人随时改正自己未知情错误的一个机会，而不是给侵权人一个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显然，从百度决定开办百度文库的时候就应当知道，大量未经授权的作品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网友上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业务的时候没有任何防御措施、遭到被侵权人投诉时不尽快删除、在遭到作家集体声讨的时候依然不明确承认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百度文库的侵权完全是预先知道结果却故意为之的行为。
百度反复强调，自己并没有从百度文库中获得收益。那么百度为什么会开办一个明知侵权却又不挣钱的项目呢?为公众提供免费的知识显然不能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我们只能理解为由于自身力量的不断增强，身经百战的百度已经壮大到不太把别人的态度当回事的地步。这种来自大企业的傲慢与偏见，常常是企业快速发展后的常见现象。它不会成为一家企业的制度，却很容易侵入企业的文化。
看起来，两年多前有关竞价排名风波造成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既然这样的风波都没有损害百度的经营，那么区区几个作家能掀起什么风浪呢?百度忘记了一个基本背景，那就是随着谷歌的有限退出，现在的搜索市场已经是一个近乎于绝对垄断的市场。谷歌虽然当时在中国只排在市场占有率的第二位，但作为一家来自美国的全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在不少国人心中百度是这个庞然大物的抗拒者和平衡者。用户深知，当市场上有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的时候，用户会获得最大的好处。因此，百度虽然有错，但公众和用户并没有给百度太大的压力。
丰田失速：大企业病的新版本
树大招风。
1957年，丰田在美国卖出第一台汽车，1986年，丰田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家工厂，2008年，丰田在美国生产200万辆汽车，同时超过通用汽车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商。
在丰田享受自己巅峰体验的同时，一场巨大危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丰田上空——然而，没有人觉察到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我们开着一辆雷克萨斯……这是125号公路，油门踏板卡住了……有麻烦了……刹车失灵……接近路口了……坚持住……老天保佑……保佑……”这是美国911报警电话在2009年8月28日晚6时35分的电话记录，当时一辆丰田雷克萨斯ES350正以极快的速度行驶在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录音在一声轰响中结束，此时，轿车冲出路肩护栏、翻滚、起火，驾驶员和他的妹妹、妹夫等 一家四口全部丧命，而驾驶员恰好是当地的一名交通警察。
如果没有这段录音，丰田汽车长时间以来关于汽车油门踏板问题和客户之间的纠纷，依然会处于混沌状态——尽管在此之前，相关投诉不断。但在传播学上，没有一个具备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要素的事件爆发并被完整记录，不会变成一个给企业带来致命打击的公众事件。
主流的说法是，这是丰田降低成本惹的祸，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在美国国会上也认这个账。这种说法可以让矛头对准丰田上任社长，把责任推到企业决策环节中。为降低成本，丰田采用大规模的模块化生产，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部件发生故障，多款车型同时召回，甚至一些采用了同一供应商的不同企业生产的车型也受到了牵连。另一种说法是，急于争夺世界第一宝座的心理害了丰田，这种说法似乎也得到了丰田高层的认可。
压缩成本、勇争第一导致质量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但这和事实之间有着过于迂回的因果关系。你可以用这两条解释世界上所有企业遇到的任何问题，而世界上哪个企业又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呢?这是一个悖论。
那么，丰田为什么会认可并随声附和这样的结论呢?其实，承认这两条对丰田化解危机非常有利。原因是：其一，这的确是事实，尽管是模糊的事实；其二，这种错误是所有企业都会犯的错误；其三，这种错误是容易改正的错误；其四，这种错误是原来管理者的策略问题，而不是企业的本质问题。
在美国国会，丰田章男遭受到了议员们的羞辱。但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不被羞辱那么他去做什么?如果不被羞辱，丰田章男获得了礼貌的对待，那反倒是一个对丰田来说不利的结局。强势人物遭受羞辱是获得同情进而获得支持的最有效办法。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以尖酸刻薄闻名，但每到选举日临近的时候，政治人物们却争相上他的节目，为什么?因为只要遭受一次他的羞辱，就会有大量的选票进账。丰田章男在美国国会遭受羞辱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拥有丰田制造厂的肯塔基等多个州的州长联名写信给美国众议院，表示“丰田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活跃了地方经济，应当受到公平对待”。丰田在美国有五大制造基地，雇有17.2万名工人，一千二百余家经销商。丰田章男如果不遭受一番羞辱，这些地方父母官们，怎么好意思出来替他说话呢?
丰田车系油门踏板难以归位至空闲状态或归位缓慢的问题由来已久。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数据显示，自1999年以来，丰田公司共接到2152个对速度失控的投诉，其中116个专门针对油门踏板失灵。但显然，所有这些信息，都没有汇集在一个对公司尽心尽责的管理者的手上，并将改进措施付诸实施。
丰田用了50年的时间成为美国最主流的汽车生产商，同时也把一个当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进军海外市场的初生牛犊，变成了官僚主义盛行的美国式大企业。
二十多年前，丰田把自己先进的管理模式带给了美国：高管的薪酬不超过普通员工的10倍；丰田生产线上的每一个员工随时都有权拉报警灯绳，让生产线随时停下来，随时解决任何问题；丰田的各级管理人员不像美国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那样西装笔挺，而是和一线员工一样穿工装；高级管理者没有固定的车位，谁先来谁先停，丰田主动服务社区，每年都为改善当地的教育和社区环境捐钱捐物。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反应灵敏的丰田，现在却因为得了“大企业病”，变得行动迟缓，更糟糕的是，员工不再像过去那样把企业的兴衰当成个人的荣辱，没有人再冒着得罪上级的风险去据理力争。在这种情况下，一点点小的设计瑕疵所产生的危害被一点点放大，终于变得不可收拾。
高盛：靠打赌赚钱的公司
高盛，一家曾经备受推崇的美国投资银行正在不断遭遇麻烦。先是被SEC(指控涉嫌在销售一种基于次贷业务的CDO)时，没有向投资者披露它的其他部门正在对该产品做空的“关键性信息”；之后，高盛在希腊债务危机中扮演的不光彩行为又被曝光，他们先是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使希腊成功混入欧盟，同时却利用手中的一手信息做空希腊债券，从中大获其利。国人也不由得跟着联想其在中国众多企业上市时的所作所为，很容易得出其同样通过不诚信的手段获取超额利益的结论。
高盛如同一家赌场不守信的庄家，不但坐庄，而且利用自身的特殊位置，偷看所有赌徒的底牌，轻松地下注，轻松地把别人的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作为投行，高盛既是投资、融资的中介人，又是投资者。当人们想与高盛做生意的时候，就不得不与高盛共享自己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高盛与其同行甚至竞争对手做生意的筹码。高盛就像一只“金融变形虫”，它不断地吸收信息，并将其用于为自己和客户谋利。高盛扮演着设计产品、沟通多空双方需求的角色，同时作为做市商，扮演着交易所的角色，为交易方寻找匹配对手。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有亏有赚，但作为一群高智商的职业投资人，他们总是赚多赔少，因为整个的交易体系、运行规则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高盛的“欺诈门”又一次让人们大骂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是不相信道德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不能用道德说教来让高盛不贪婪、华尔街不贪婪，甚至，法律也跟不上其金融创新的脚步。让人气馁的是，经营赌场只是我们对高盛的一种假设。高盛所做的一切，在现有的金融公司经营监管框架下，人们很难抓住它的把柄。更为诡异的是，不管高盛做了多大的恶，从没有人能够指出到底哪位负责人是阴谋家，在暗室中秘密操纵了这一切。理性的人们相信，并没有哪个具体的人或者团队制定计划并实施了这一切阴谋。这是一场没有主谋和主犯的犯罪——如果可以称作犯罪的话。
人们在指责高盛的时候，竟然说不清这家公司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链条完成吸金大法的。在组织内部，投行的咨询部门和投资部门是分立的。我们似乎只能相信，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下，高盛的欺诈并不靠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这种类型的公司会通过所有的合法手段自动完成欺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当高盛把一只不下蛋的鸡卖给顾客的时候，它不用担心客户发现那只鸡只是羽毛光鲜但根本不下蛋从而打上门来，因为它的研究部门已经做出了那只鸡不下蛋的判断，产品开发部门已经把那只鸡不下蛋的信息作为一个产品打包上市了，而它的投资部门已经大量吃进了这种产品，并且建议买鸡的客户买入了基于“鸡不下蛋信息”研发的产品，可以买鸡者的智力，他根本搞不清楚他买进的这只鸡和买进的债券之间的关系。经过杠杆放大、信用评级，最后的结果是，不管那只鸡下不下蛋，高盛总可以从中赚取大量的利润。
这完全是信息化时代的新型企业和新型生意，其组织方式、运作方式完全打破了工业化时代的基本概念。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我们仍然把企业定义为：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为股东获取最大利益的法人组织，我们会发现，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欺诈行为，现有的法律制度完全没有办法，甚至，企业领导者的个人荣誉和道德操守——以前一直作为一种软约束制约公司行为的“纸枷锁”，竟然也完全起不了作用，因为每一个部门的经理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既不违反法律也不碰触道德底线。
（摘自《危机与重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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