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11月16日闭幕，前后18天。它并不是会期最长的文代会。我查看有关资料：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7月2日开幕，7月19日闭幕，前后也是18天。最长的是第三次文代会，1960年7月22日开幕，8月13日闭幕，前后23天。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1978年1月，由中宣部提议，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筹备组，林默涵任组长，张光年、冯牧任副组长。“文革”中，文联及各个协会是被“彻底砸烂”的单位。人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办公用房早就让其他单位占用了，办公用具和业务资料几乎荡然无存。筹备组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为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由筹备组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恢复活动，《文艺报》立即复刊，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后，各协会陆续成立了代表大会筹备组和文件起草组，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1979年2月，中国文联在京召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地方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恢复问题，并就四代会召开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部署安排。经过一年多紧张有序的筹备，1979年10月底，四代会终于在北京开幕了。

    茅盾在四代会开幕词中说：“30年前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我们这次会议是党和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以后，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又一次盛大的会师。”出席会议的共有三千二百余名代表。以文学界为例，共有663名代表。其中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有“左联”时期的革命文艺家，有延安时期的文艺战士，有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有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后冒出来的文艺新秀，还有来自台港澳的代表；他们中有在反胡风、反右派中被错划的“老黑帮”，有在文革中被批斗的“黑线人物”，也有在文革后期被错划的“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不同年龄段、不同色彩的人团聚一堂，共商文艺大计。这种情况前几年不可能出现，后几年也不容易发生，真是一次团结面极广、包容性极大的“大会师”。

    会上反响最热烈的，当然是邓小平同志的《祝辞》。我已经记不清楚，它到底被多少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江泽民同志在六代会的祝辞中把这篇祝辞和毛泽东的《讲话》相提并论，认为它是党的文艺工作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周扬同志的报告也引起强烈共鸣。针对“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周扬同志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历程，列举了大批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他专门论述了粉碎“四人帮”三年来文艺战线的巨大变化。那几年，人们被压抑多年的创造力一下迸发出来了，诗歌、小说、报告文学、话剧……都出现了不少佳作。1979年3月作协举行优秀短篇小说颁奖会，刘心武的《班主任》等25篇作品获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当时文艺界在揭批“四人帮”、奔向现代化上很一致，创作的势头很好，会议的气氛热烈而和谐。

    18天的会议共有三种形式：全体大会、各协会大会、各协会分组小会。开得最多的是各协会的大组会。作协的大组会开得最热烈，其他协会的许多人跑来听会。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有实的，有虚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众所瞩目的问题之一。

    有不少人以为，80年代初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上海首先提出来的。上海的同志在这方面出了许多力，但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权威性阐发的，并不是地方的媒体。邓小平同志的《祝辞》，他1980年1月16日的讲话，都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周扬同志的主报告，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在这之前，胡乔木同志在审阅四次文代会主要文件时有一个讲话，主要就是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大会闭幕的联欢会上，他又讲了这个问题。四代会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第四条明确写道：“本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吸收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包括四代会上提出的正确意见，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议，确定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党在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四代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茅公除了致开幕辞，还准备了一份代表个人的发言。他在发言稿中专门评价了南社发起人柳亚子及其诗词，这很引人深思。茅公说：“现在谈继承遗产，应当从《诗经》、《楚辞》直到章太炎、柳亚子。我以为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毛主席对柳亚子的诗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符其实的。”茅公是新文艺的泰斗级人物，他从不轻视民族传统。相反，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年轻时，他曾和廖仲恺一起协助柳亚子发起成立新南社。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他更感到旧体诗词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揪出“四人帮”时，他和郭老都写了古体诗以吐胸中之块垒，并在文艺晚会上朗诵。茅公关于柳亚子和传统诗词的谈话，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言。

    （本刊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