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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2年04月01日 星期日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

    蓝英年 《 书摘 》( 2012年04月01日)

        一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女作家,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可夫斯基的女儿,她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连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作家,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可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同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交往。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为拯救知识分子不至于饿死,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吸收他们参加,给他们一碗饭吃,并请丘可夫斯基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他也同被布尔什维克视为反动的作家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画家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过从甚密。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他的座上客,还为女儿利季娅画过素描。他是文学领域中的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的评论。可惜他不算无产阶级作家,处境一直不佳,他的重要作品都未译成中文,他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苏联正统作家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熟悉利季娅了。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1990年读了她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

        叶连娜是利季娅的女儿,老丘可夫斯基的外孙女。叶连娜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1938年被镇压。她今年已年逾八十。

        二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是我最珍爱的中篇小说。”利季娅写道,“这是写1937年的小说,写于1939—1940年。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利季娅接着写道:“我想在小说中表现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可与之相比的只有军队使用的毒瓦斯。我选择的女主人公不是姊妹,不是妻子,不是恋人,不是朋友,而是象征忠贞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被肆意歪曲的现实中,人的所有感情都被扭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寡妇,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儿子科利亚。科利亚被捕,判处十年劳改,并宣布他是‘人民敌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已养成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的习惯,甚至胜过相信自己。可她心里坚信,儿子无罪,也不可能犯罪。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但如果相信自己,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那……就会天塌地陷,她内心的一点点慰藉将化为乌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但这种想法导致她发疯……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有能力概括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这不能责备她,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一一隔开。像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真正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经历独自思考,思考能力自然会降低……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替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笔记本,他会被五马分尸。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做手术,我的朋友留在列宁格勒。他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围困期间活活饿死。临死前他把我的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个都活着,把笔记本还给她。’”

        中国同样没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谁在“这里和那时”写过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吓破胆。整人的自然不会写,挨整的不敢写,起哄者但求自保。恐惧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怎能不佩服利季娅的胆识呢?

        三 

        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印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通过,并与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60%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开印。 “怎能不这样!‘个人崇拜’被揭发,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每家报纸、每家杂志、每家出版社多少都要响应‘揭发大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啊。文章啦,诗歌啦,中短篇小说以至长篇小说啦。响应了!痛心地谈到艰难的过去,多亏党英明而及时地予以揭发,过去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又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列宁主义的准则’。”利季娅记述了同总编辑的谈话。

        “忽然——有的人先感觉到了,我则晚一些,”利季娅写道,“准确地说,在1963年才有感觉——令人不安的传言四起,并越传越离奇:‘上面’改变路线了,对文学深入揭露‘个人崇拜的后果’不满,还要多谈成绩,不要只谈‘错误’。党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所做出的决议已经说明了一切,并改正了一切,够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恢复了名誉,不仅给他们提供住房,还给他们安排工作。给牺牲者的亲属颁发他们的儿子、姊妹、丈夫死后平反通知书。还要怎么样?”

        5月利季娅被邀请到出版社,斩钉截铁地通知她,小说不能出版,总编辑此刻判若两人,毫不迟疑地对利季娅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您的小说在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崇拜的原因及后果报纸上刊登的党的文件中讲得清清楚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几次发言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见知识分子的谈话讲得更清楚了。我对您的有害立场从未怀疑过。”她从未说过小说思想上有害的话,相反,比别人更急于同利季娅签合同。总编辑的厚颜无耻倒让利季娅不知所措了。说句公道话,并非总编辑天生爱撒谎,上面的政策变了,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她必须跟着改变,不得不执行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只好经常说谎了。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投诉作家出版社毁约。1965年4月24日法庭开庭。出版社律师发言,“出版社的编辑们先前处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局势的狂热中’,未能发现这些差错,现在通过学习党的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他坦率说,“我们自己未能发现劳改营题材的危害,而是领导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没有必要出这类题材的书,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审判员请利季娅答辩。利季娅说:“如果不再出版劳改营题材的书,特别是索尔仁尼琴的书,对国家是件不幸的事。至于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他写的是劳改营,我写的是‘自由人’……即便我的小说是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局势的狂热中’通过的,现在是否又在新局势的狂热中毁约呢?难道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仅仅是‘局势的狂热’?……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的所有编辑部都时刻听从召唤。所有报纸、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部永远服从站在乐谱架旁边指挥的指挥棒。登不登这样或那样的报道(如非法逮捕和拷问),都要听从指挥,是否也是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呢?……就算我的小说仅仅是照片,而不是画卷,但这张照片摄取了我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画面,小说对于思考我国所发生的灾难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利季娅胜诉,出版社支付了她全部稿酬。

        四

        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1965年开始了遗忘个人崇拜的后果并竭力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

        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20世纪70年代到了几乎全面禁止提及过去的时代。

        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与谎言斗争。不再允许别人铲除对被迫害人的真实回忆,宁肯不发表,宁肯得罪人,也决不妥协。不少出版社和报刊向她关上大门。

        “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利季娅写道,“(斯大林死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召开后),我与很多人一样被希望所迷惑。这么说我没白写,现在可以发表了!人们将会阅读我的小说。但我的希望落空了。那时我明白了,我们这里又开始剥夺记忆了,我还明白了其他的事:无论如何我不会交出用痛苦换来的财富,并竭尽全力阻挠人民再次失去记忆。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决不考虑、掂量、权衡哪样做好,多少谈论一下牺牲者还是什么也不说,因为不让说嘛。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利季娅认为,对待斯大林时代大致有三种态度。“‘我们发生过的,确实发生过。’一些人说,自诩热爱真理的人。”利季娅写道,“他们确定自己公正的看法后,便画上一个热爱真理的肥大句号。瞧,我们多公正!承认‘确实发生过!’‘我们发生过的一切根本没发生过。’另一些人说,‘当然,斯大林做过一些错事——过火,错误,但这一切党已经通通揭发了。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建设共产主义!人死了不能复活,越少谈论过去越好。’‘必须追查所发生的一切,’第三种人说,其中也包括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竟导致如此惨重的后果。泪水冲洗不净的伤口已经溃烂。忘却所发生过的就无法前进一步。’”

        “什么导致我们陷入亘古未有的灾难?国家保安部门(每时每刻、白天黑夜都在犯法)与维护法律的检察机关(多年有意熟视无睹)化合为一体,最后,又与以捍卫正义为天职的报纸化合为一体,报纸为何不捍卫正义,反而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千遍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

        “这种化合是学者们所知道的化学化合物中最可怕的化合,它起于何时又如何化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化合成功?研究其中的原因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浩瀚的工程。而首先是对作家。这是今天头等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急迫的工作。应当号召人们,年长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只有那时未来的道路才能变得清晰。如果这项工作及时进行,那就不会有不久前的文字狱了。”

        铲除记忆的办法之一是用谎言代替真理,美化、粉饰现实又是说谎最简便的方法。遗憾的是,不少人采取了这种方式,所以他们在作家协会占据显要的地位。像利季娅这样解决问题的人陷于被整肃的处境。

        五

        利季娅实现自己的誓言,她写的文章一定保留牺牲者的名字,并说出死亡的原因。

        1966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约利季娅为作家米尔奇科30年代写的童年小说写序,30年代利季娅曾是这篇小说的责编。米尔奇科的儿子也找过利季娅,请求她不要推托。儿子请求为他牺牲的父亲写前言,利季娅又怎能拒绝呢。利季娅写了,主要写米尔奇科的童年,他如何在机械作坊举轮子,他与马尔夏克的结识,但也写了他被捕,死在狱中。编辑部对她的序很满意,小说连同利季娅的序马上发排。4月末的一天,将近午夜12点,利季娅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分社社长请利季娅接电话。社长说他很喜欢她的序言,非常喜欢,但要求删去一段话。

        “哪一段?”

        “您知道我们是为儿童出书的出版社,不应用过去悲惨的回忆在他们生活中投下阴影。”

        投下阴影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1938年2月米尔奇科被捕。马尔夏克所创建的编辑部全体职工被驱散: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

        利季娅对社长说,米尔奇科的书是为青少年而不是为婴儿出版的,及时让他们知道父辈和祖辈的经历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做不到。”社长回答。利季娅请求把序言寄回。

        不久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您不肯从您为米尔奇科小说《斯乔普卡的童年》写的前言中删除一个段落和另一段落中的一句话,作为编辑我深表遗憾。我知道您的想法,但请您为读者着想。您拒绝发表前言,使读者失去阅读小说连同与小说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您卓越的文章的乐趣。利季娅·科尔涅耶夫娜,请您再次考虑一下小说和读者。”这封信含蓄地批评利季娅过于任性,几行字都不肯删去,激怒了利季娅。利季娅回信道:“我与您 (出版社)争论的不是‘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人的鲜血和人的话语权。你们准备出版的书的作者米尔奇科是卓越的作家,我的挚友,党员,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老工人,参加过两次革命的活动家,在斯大林兽行肆虐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牺牲者一样,被野蛮杀害……您提到应为新的一代人,为新的读者着想,可他们需要的是真相,不仅是上世纪90年代的真相,即米尔奇科在小说中所写的时代,还需要告诉他们本世纪几十年的真相,在这几十年里,正是现在的青少年的父辈和祖辈牺牲的年代。”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科的儿子,他多么希望父亲的书早日出版啊。1966年米尔奇科的小说终于出版。简介代替了序言。简介是这样写到米尔奇科之死的:“1938年2月米尔奇科悲惨地中断了自己的生命。”飞机失事也是悲惨地中断生命。

        六 

        利季娅说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总的说是不错的,克格勃的兄弟单位何止作家协会?全国所有单位都可以说是克格勃的兄弟单位,它可以到任何机关抓人。斯大林时代很多作家被克格勃逮捕、关押、处决。克格勃逮捕作家时需要作协第一把手签字。苏共二十大后克格勃与作协的关系逐渐疏远,实际上当然仍然起作用,但形式上却通过司法部门了。1966年惩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不听话的作家就是通过司法程序。另外,当局对“异己分子”也不再逮捕、关押、处决了,而是想方设法败坏他们的名誉,最严厉的惩处是送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境。毕竟换了人间嘛!

        1973年8月开始,全国报刊一齐攻击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手法还是老一套:把他们话的意思颠倒过来。比如他们说保卫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战争。“大众传媒握在他们手里,”利季娅写道,“他们有使用这种毒瓦斯进攻的一切可能。人们从每一期报纸吸入毒气,怎能不中谎言的毒,不仇恨萨哈罗夫呢?”1973年萨哈罗夫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更被报纸骂得狗血喷头,把和平斗士说成战争贩子。让利季娅痛心的是著名作家、作曲家和院士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如肖斯塔科维奇和艾特马托夫。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有的还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他们并非在拷打和威逼下说谎的。他们本应挺身而出,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然而相反,却在报纸上诋毁他们。但人们相信他们,因而也相信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利季娅震惊,于是她写了一篇戳穿谎言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并亲手交给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很快就广播了。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辨别事物的能力。利季娅举了一个例子。1958年围攻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她乘出租车外出。司机座旁放着一份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真理报》。年轻司机对利季娅说:“您知道吗,揭发出大坏蛋帕斯捷尔。”利季娅告诉司机,他不姓帕斯捷尔,而姓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伟大诗人,不是祖国叛徒。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司机火了:“不管姓帕斯捷尔还是帕斯捷尔纳克,还不一样。您是文化人,怎么不看报,竟说这种话?”司机气得连小费也不收了,被谎言毒害的百姓又能怎么想?

        那时莫斯科出现了地下出版社,发行量不大,但传播速度极快,一旦打印出来,马上传遍全城。利季娅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就是通过地下出版社在莫斯科广为流传的,并流传到国外。国外把小说译成几种语言出版。在国外出版书犯了苏联大忌。《人民的愤怒》是她亲手交给美国之音记者的,是惩治的最好口实。于是利季娅1974年1月9日被作协召到作协大楼第八会议室。这里是专门开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房间被开除的,利季娅被开除后六七个作家也都是在这间房间里被开除的。

        利季娅因反对铲除记忆被作协开除了。15年后,1989年2月正式通知利季娅: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作协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决议的决议。利季娅又成为作协会员。利季娅没有变,时代变了,形势变了。

        (摘自《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45.00元。本文为原书的代译序,删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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