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布利斯·佩里说过，所有文学形式中，最灵活的莫过随笔，而有一个主题，人类对之有着持久的兴趣，随笔作家更是永远对之情有独钟，总能找到新东西可说，就是“书”与“读书”的主题。
——作者自序
闲读书，读闲书
说来惭愧，题目上这几个字，竟是我一直向往的读书生活。说向往，是因为越来越难做到了。
索性不曾有过这样的日子也就罢了，但是曾经拥有，所以一想起来，就像从小康之家已逐渐堕落成赤贫之人，禁不住要怀念往昔幸福时光。
那是上学的时候，经常逃课，上午睡到十点多，宿舍里的同学早在两小时前就已飞奔教室，我在空无一人的大水房刷牙洗脸，每个小动作都荡出悠悠的回声。洗漱完毕跑到图书馆，顶天立地数排大书架间，我像个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找着可心的，揣回宿舍躺着看。常常发现，可能那些书太闲了，为众人所不屑，书都簇新簇新的，书后插着的借阅卡雪白无痕。
我所谓的闲书，按传统图书分类法，就是经、史、子、集里边的“集”。前三类大多厚重、深奥，是要学以致用的，读不出闲来。就是“集”，到我这儿，还专门要挑那些边三角四的，比如唐宋笔记、明人小品。
说起来，现在也不读什么经、史、子，仍然读集为主，但书闲只是一方面，人不闲，读不出真正的闲。
这是个向前冲的时代，人人都在名利的旅途奔波，我也身在其中，无力挣脱。古人说，浮生难得半日闲，这话搁我这里，要改成浮生难得半“时”闲更恰当。退一步说，即便真有了闲，可逍遣的场所多了，剧场、酒馆、音乐厅，这人拽那人拉的，不自觉两脚就往那儿挪了。
可在心底，还是向往闲读书、读闲书的宁静与自在。
倏忽就有今天，忙里偷闲，半躺床上读闲书，清朝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读一会儿眯瞪一会儿，醒了继续读，舒服死了。窗外突然有暴雨倾盆而下，跑到阳台上看雨。看厌了，再回来，接着读。读到高兴处，点根烟，因为空气湿润，烟也不觉那么干了，抽着顺心。不知不觉中雨停了，天晴了，想起辛弃疾的词：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
包书皮儿
现在的书越做越高级，不是精装，也常常加个套封，就是活动的、绕书一周套着的那物件。高级不一定就好，至少在我看来，目前的套封大多花里胡哨，没几个做得好看，所以买到这样的书，一般都把套封摘了扔了，清净。
早些年，却是没有套封还上赶着要包一层。上小学时，语文、算术、图画、常识，但凡是课本都找张旧报纸包上，不图好看，只表示爱惜。那会儿报纸少，报纸上又有好多内容，比如领袖的名字、画像，都犯忌讳，所以大家用来包书皮儿的选材，经常是同一张《人民日报》或者《参考消息》。课堂上哗啦哗啦一翻开，和当时全中国人民一水儿黑蓝衣着有着惊人的神似，像兵营，也算内容和形式相统一。
后来长大些，知道爱美了，市面上挂历、画报什么的也日渐丰富，就开始把书包得五颜六色。会去琢磨扯哪一页画报，哪一面朝上，哪一截儿露出来最漂亮。在这事上花时间，丝毫没有浪费光阴的惭愧，更没有重复劳动的不耐烦。
开始大批量买书、包书皮儿，是“愤青”时代，一切以标新立异为准则，再好看的画报，都翻过来白底当面。更喜欢的是牛皮纸，因为觉得愈显拙劲儿。拙，几乎是每一个愤怒文艺青年的偏爱。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用牛皮纸包书皮儿的人多了，自己这所谓标新立异，其实只是对自己的一个反叛。跟自己较劲，拧巴自己，也是一件每个愤怒文艺青年都乐此不疲的差事。
一度，书柜里除了白皮书，就是牛皮纸，薄厚不一的书脊上，是自己当书法来写的书名、作者名。又一度，看到孙犁老人著名的“书衣文录”心生艳羡，也开始模仿，蝇头小楷，在书皮儿上写点乱七八糟半文不白的句子，觉得特别有范儿。
再后来青春期结束了，一天在家闲待翻书柜，看那些书皮儿，以及书皮儿上的字，脸红心跳，觉出自己的画蛇添足、浅薄可笑，觉得书皮儿对那些书来讲，完全是个累赘。趁无人看见默默忙了一宿，把那些书皮儿统统拆了扔了。
事到如今，又觉得对那些书皮儿，全盘否定一刀切，也还是一种较劲，像作家的悔其少作，毕竟是自己的一份“作”，该留的留，该扔的扔，不文过，不饰非，也许是更平和明智的成熟人生态度。何况就是包个书皮儿，远远谈不上什么过和非。
尴尬的畅销
说起来令人哭笑不得，钱锺书、杨绛两口子，老了老了陡然成了畅销书作家。这还要考虑到老两口那么低调，如果姿态再配合一点，“钱”途更加不可限量。《围城》也就罢了， 《管锥编》、《七缀集》也能一版再版。真不明白那么深奥的学术专著，多少人读得懂。就算读得懂，多少人会去读?
起因是陈道明在荧屏上演了一回方鸿渐，以及继而兴起的媒体大炒作，渐渐将一位只想“默默存在”(钱锺书字默存)的学者，外加一位童趣盎然的作家打扮成了神。既是神，就差点祖坟都挖出来细数家珍。
后来这股浪潮又打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头上。一出《人间四月天》，把一场想当然的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的三角恋合盘托给八卦成性的电视观众。媒体见有利可图，重拳出击，于是原本束之高阁的梁氏建筑学专著，赫然名列畅销书排行榜前茅。
也正巧，没多久又逢林徽因百年诞辰，书店货架上，一夜间平添众多林徽因清癯的面孔，林的母校清华大学出品了《建筑师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其他出版单位也瞅准商机及时推出《记忆中的林徽因》、 《林徽因讲建筑》，以及一本好几十万字的《林徽因传》，等等。
对林徽因的盖棺定论是建筑学家、作家。她在建筑学上的成就，除了众所周知的参与设计共和国国徽，还曾与丈夫一起，耗时数年踏勘众多地域的古代建筑，编著中国传统建筑“文法课本”《清式营造则例》，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的学术先河。此外，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培养出大批建筑学科的顶尖人才，功在千秋。在文学创作上，林氏惜墨如金，全部作品不过几十首诗和几篇小说，但其艺术造诣，及其在文学史上所占地位，却非同小可。朱自清曾撰写长文，力捧林氏诗作《别丢掉》。新时期诗歌研究专家也曾说过，林氏之诗，单从艺术角度看，实在高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这样一位才女，后人当然怎么纪念都不为过，但我想说，似上述这番乡村赶集似的热闹情景，可能会让林徽因、梁思成在地下发出尴尬的笑声。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男一女两大才俊作别文坛，男的是沈从文，女的是林徽因。转身之突然，之绝诀，恰如徐志摩的名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们不约而同地一头扎进学术研究，前者选择了文物与服装，后者选择了建筑。
林徽因曾经说：“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她还说：“真佩服一些人整天说着大话，自己支持着极不相干的自己。”她甚至还说：“对我来说，读者不是公众，而是了解我、与我具有同感，渴望听我诉说，并且会有感动的那些人。”看看这些话，该明白一个文弱、清高、狷介的才女，看破世事纷杂，想的只是独善其身，尽力做好分内之事。
可是今日媒介如此聒噪，捕风捉影地臆想、夸大，对比一下林徽因仙逝前画下的那些一丝不苟的建筑图样，境界高低，天壤之别。
别再打搅那些让人尊敬的地下亡灵吧，该记住的人们都会记住，记在心里，像林氏诗句所写那样：“当时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相信／那三两句长短，星子般仍挂秋风里不变。”
多半句
张爱玲未刊稿不断被搜集整理出版，这要多亏张爱玲遗物保存者，以及几位资深张爱玲研究者，他们付出很多心血，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全面、更丰富的张爱玲。
《异乡记》是最新整理出版的张爱玲手稿，只三万多字，写在一个笔记本上。不全，后文显然遗失，是份残稿。
1946年，张爱玲26岁。年初，天地严寒，她从上海出发，去温州找胡兰成。路途艰辛，走走停停，居然走了几个月。路经大多是农村，一个从未到过农村的城市女青年，竟然不时需要在农村住宿，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一住一个月，感触之多可想而知。《异乡记》是这一路的如实记录。
《异乡记》是当日记写的，所以会如实记录。记录场景，记录经历，记录所思所想。书中有多处传神细节可以佐证这一推断。她描述某农家生活场景时说，“那情形使人想起丁玲描写的她自己的童年”。张爱玲如此写到丁玲，对现代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会明白，显然是当日记在写。
不过一个年轻作家，尤其是一个已成名的作家，就算当日记写，也不会百分百如实。如果有读者把书中所写完全当做事实，那也太幼稚。以作家的禀性，即使是写日记，也会不由自主地按文学作品来要求自己，讲究遣词造句，注重起承转合，安排详略得当；甚至，会不自觉地掺入虚构成分。关于此，书中也有处细节有所表露——张爱玲通过人物对话，把自己写成了“沈太太”。
更何况，作家还不只是不自觉地高标准严要求，反而是自觉地用日记方式，积累创作素材。事实上，《异乡记》里一些段落、一些人物，后来确实用在了《小团圆》、《秧歌》等长篇作品中。 我因从事编辑工作，读过大量当代年轻作家手稿。读《异乡记》时有个强烈私人感受：和我读的好多手稿好像啊。这一方面说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张爱玲热”影响了多少青年人的文风；另一方面我也想说，别的作品且不论，单说《异乡记》，写得确实很优秀，但也只是一个比较优秀的26岁女青年的一部文学作品，太多的过誉之辞似可不必，实在不该那么神话。
话说回来，其优秀也是不争的事实。举个小例子：对大部分青年作家而言，写出“几只鸡，先是咯咯叫着跑开了，后来又回来了，脖子一探一探的，提心吊胆四处巡逻”这样的句子，已经很准确很有文采了；但是张爱玲继续写道：“但是鸡这样东西，本来就活得提心吊胆的。”我管这种笔法叫“多半句”手法，一下子就把文意荡到更为广阔的境地。“多半句”笔法在《异乡记》中常有显露，学习张爱玲文风的读者不妨细心体会。
《异乡记》最初叫《异乡如梦》，对张爱玲来说，这是一场又冷又湿又腻的梦，也许后边有个好结局，可惜我们看不到。
（摘自《西棒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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