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教授，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8岁起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20～26岁留学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7岁归国任教清华大学(抗战期间任教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至52岁。
初回清华
回国后到上海不久，清华校长曹云祥便辗转打来电话找到陈岱孙(这说明清华的校友联系网络的确是自“古”以来就很发达)，追问他是否应聘教授职位，陈岱孙当即应允。
随后回到老家福州，在家待了一个多月。考虑到今后回趟家是不容易的事了，因此，尽管清华来信催他于8月10日前到校，他仍回信告假，延至8月中旬方才启程。当他赶到清华报到时，已经是9月6日，学校已经开学上课两天了，第二天即上讲堂，从此开始了他整整70年的教书生涯。
清华教员宿舍紧缺，陈岱孙暂时被安排到北院7号和叶企孙同住，结果一住五年多。
陈岱孙搬进来住，叶企孙颇为高兴。他们在美国留学时就认识，后来都是终身未娶，同属清华几大光棍之列，一辈子的交情。
当时大家都年轻，北院每栋房子里几乎都合住着两三位单身教授。叶企孙有古大人之风，干脆吩咐厨师在自家设了个小食堂，名曰“饭团”，一批青年教授每月按时缴纳定额饭费，一日三餐便都在叶家的那口锅里吃了。饭团的铁杆成员有施嘉炀、陈岱孙、萨本栋、萨本铁、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叶公超等，叶企孙是当然的团长。
北院7号饭厅里的一粥一饭，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养成了清华的盛世气象。
最快乐的教授生活
陈岱孙在清华的第一个学年教三门课，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经济学说史，每周15个课时，颇感忙碌。
陈岱孙是个天生的教授，他讲课言简意赅，不说废话。他是典型的“讲义派”，无讲稿，但学生课后翻阅课堂笔记时总发现，不增不减，那就是一篇浑然天成的好文章。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任继愈回忆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课堂上的陈岱孙衣冠整洁，一丝不苟，举止高雅，兼有中国学者风度和波士顿少年派头。每次上课，他总会提前几分钟站到教室黑板前，板书本堂课的提纲和参考书目，上课铃一响便准时开讲，如有学生迟到，则必约略重复一次。他一般很少提问，但乐于回答学生的任何问题，然而，相同的问题可千万别问他第二次，因为他可能会嘟囔道，“那么笨!”
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在陈岱孙的控制之下。下课铃响，他也刚好讲完，有一次讲完了铃还没响，后来一查，是铃响得晚了。
陈岱孙早在来清华报到的途中，就从同船的几位清华学生那里听说，清华教师在讲课时经常中英文夹杂并用，尤其是在讲到学术上关键的概念、辞句时总要插进外文原辞。全校唯有社会学教授陈达在讲课时绝对用中文表达而不着西文一字。
这个轻描淡写说出来的小掌故让陈岱孙特别不舒服。他想起从法国一路回来时，沿途经过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停泊，上岸游览，也约过几位旅伴参观当地的学校，多次听到教师用本地语言和英语夹杂着的讲授，当时就感到十分刺耳。他认为这是殖民地心态的表现。
到达清华之前，陈岱孙就在备课时一口气把所有在讲课中可能涉及的学术术语、概念和借以表达意思的辞句都译成中文。从第一天上课起，他在课堂上就纯粹用中文讲，只在特别必要时才把原文写在黑板上当做注释。
这种讲法把陈岱孙累得不善。因为他几乎全部的专业学问都是以外文的形式固化在脑海中的，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是了，现在则必须先作一次转换，实在别扭。“但我仍认为在中国学校的讲坛上，除了外文课或外籍客座教师授课外，一个中国教师用纯粹的国语来讲授应该是一个原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养成的惯习必须予以痛绝。我从到清华教书起，在几十年的教书的生涯中，这是一条自律的原则。”
虽然陈岱孙实现了纯粹用中文讲课，但学生手里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却还是英文的。所以，他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志向——编写中文教科书。
陈岱孙想要编写一套财政学教科书，第一本是《比较预算制度》。但是，关于英、法、美、苏等主要国家预算制度的资料，在中国国内完全没有，而关于这个题目的系统性的论著，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很少见。所以，他只有从头做起，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练就的搜集和整理原始统计数字的功夫，这次要派上用场了。
1932年，陈岱孙在清华大学服务已满五年。根据学校规定，他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休假，其间领半薪(或者，休假半年而领全薪)。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到欧洲去看书、搜集资料。对于像他这样在休假期间仍计划从事研究工作的教授，清华大学有鼓励政策，去欧美国家的话，学校补助路费1040美元，每月另发津贴100美元。
于是，陈岱孙启程前往法国。
陈岱孙到巴黎住了半年，这是他的又一次甚为密集的读书时间。此番的读书范围比较明确，只限于和预算制度相关的文献。他几乎每天都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搜找、抄录有关资料，累了就在周末看场歌剧或者听场音乐会。
陈岱孙每隔一段时间，会把抄录下来的数据、整理好的笔记、买到的参考书打包寄回北院的家中，由叶企孙代收。作为清华大学特购图书委员会主席，他还要留意为学校选购一些公开出版发行的外国政府刊物及档案资料，同样定期打包，寄给清华图书馆。
成果还不错。
1933年9月，陈岱孙回到清华接着拿起粉笔教书。
天尽头 何处有香丘
1928—1937年，是陈岱孙“生平最宁静，最平淡，最快乐，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也是最有条件让他踏踏实实解决婚姻大事的时期。
在此之前，他有七年留洋在外，学业压力所迫，根本顾不上谈恋爱。在此之后，抗战八年，颠沛流离，物力维艰，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单身教授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经常接济其他一些拖家带口的同仁，倒也自在。再之后，内战三年，忧国伤怀，又逢父亲陈懋豫撒手人寰，自己身为独子，守孝为大。待到内战结束，陈岱孙已届知天命之年，家中还有老母需要侍奉，纵是在母命难违之下被拖着去相过几次亲，内心里实在是无意再引一位女主人进家门了。
以上是根据陈岱孙前半生几个主要阶段的生活状态大体上得出的判断。这十年里，他绝对有机会、有条件结婚，但却终身未娶，往事如烟，竟成了一个谜。
父亲去世
大体上，陈岱孙是属于“意气消沉型”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由于临危受命南下而失落了《比较预算制度》的全部手稿和原始资料，这对于他个人的学术生涯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抗战初期，在昆明遭遇的首场空袭中，平时经常处于懵懂状态的金岳霖险遭不测。自那以后，受林徽因等好友的一再叮嘱，陈岱孙每次跑警报都寸步不离老金的左右。尽管如此，还是出了事——在防空洞里，老金把他从不离身的写了大半部的《知识论》书稿垫在屁股下面坐着，结果走的时候给忘了，返回来找了好几遍也没找着。看着老金捶胸顿足，陈岱孙也感到十分难过，他太能理解这种不幸了。
但谁也不曾想到，金岳霖不久后竟又重写了这部几十万字的《知识论》。对此，陈岱孙羡慕不已，同时不禁仰天长叹，专业毕竟不同，自己所失去的是永远也无法再复制了。
抗战中，陈岱孙仍然主讲财政学和经济学说史，但他的兴趣已经悄悄地从前者转向后者。没条件做什么前沿领域的研究了，只好回到历史中去。
顺便插一句。进入20世纪50年代，陈岱孙被调整到北大经济系，“西方”经济学不能讲了，他就带着一干人等全身心地钻研起了经济学说史。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为绝学，而经济学说史这门课偏偏成了它唯一的避难所，直到80年代初才又破茧而出，长寿的陈岱孙便在此时从大经济学家无可争辩地升格成为学界泰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异数”了。晚年的陈岱孙享受着如此这般的尊荣，但这又哪里是他“以前的旧梦”呢?
再回到原话题。
1947年9月6日，他的父亲陈懋豫去世了。
陈懋豫最终没有看到他的独生子岱孙成家，走得可谓死不瞑目。第二天入殓，第三天在宣武门外长椿寺出殡、设奠，清华的同事们几乎全体赶来致哀，岱孙立于灵前，强忍悲痛，向吊客一一还礼。
他难以化解对父亲的歉疚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
陈岱孙在10月回到工作岗位，因悲伤过度，一直不大精神。学校内外乱糟糟的，他本来不爱凑热闹，这段时间就更超脱了，别人也不敢来打扰。学生经常罢课，他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赶上有课时，仍然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写几笔，然后坐下看会儿书，铃响之后底下要是还没人，便合上书本，扬长而去。
1952年，改造与调整
1952年的清华大学，叶企孙已经当了三年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
三年前，冯友兰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任上退了下来，原因很简单，他是国民党员。之后，“组织上”在考虑继任者的时候，把陈岱孙、吴有训、叶企孙内定为候选人。三人的态度都很消极。最后，还是叶企孙表现出一贯的自我牺牲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毅然即位。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洗澡”。
作为校长，叶企孙首当其冲，三天两头在学校广播站朗诵检讨，他的结结巴巴的上海国语通过大喇叭响彻清华园，听者无不感觉百爪挠心。
陈岱孙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内容有三项。首先是将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郭大力两位教授排挤出清华经济系的事。
王、郭二人都是在本土学成的经济学家，1949年由高等教育部安排到清华经济系任教，被这里清一色留美出身的教授们大大地瞧不起，甚至还收到过同事写来的劝退信，气氛很紧张。高教部只好重新安排，王亚南被调到厦门大学，郭大力去了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这件事，陈岱孙作为院长、系主任，无论怎样都推卸不了责任，他为此进行了深刻检查。
其次，他对外蒙古独立表示沉痛，说国家的版图本来像一片美丽的树叶，现在却变得残缺不全，他想不通。还有就是，他对于1949年以来各大学通过课程改革把马列主义奉为圭臬深感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家之言。
检讨结束后，陈岱孙表情严肃，坐回原来的位子上，听大家七嘴八舌“提意见”，并低头记录。
令陈岱孙意外的是，众人并没有针对他的检讨展开批评，而是把矛头集中在了他的“绅士风度”和“波士顿少年派头”上。
关于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有人发言的措辞竟也十分激烈。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来自历史系的学生，其父母是陈岱孙的至交。他抖落出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都是要有相当程度私交才可能掌握的资料，加上话又比较尖酸刻薄，“陈爸”的脸色由青灰转成惨白，一向端庄的他承受不了这样的人身攻击，几乎瘫在坐椅上。
党大概觉得“绅士风度”算不了什么，所以陈岱孙一次性过关。
下一个上台的是教授赵人隽，他泪流满面地交代了写信逼走王亚南、郭大力的事实经过。这下大家恍然大悟，王、郭事件的始作俑者原来是他，陈岱孙只是代人受过。不过，党对这件事好像也不感兴趣，老赵被大家批评了一通就没事了。
其他人的情况也都不算严重，经济系的思想改造基本上就在这样“和风细雨”般的气氛中结束。
195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院系调整正式全面启动，年底基本实施完毕。其结果是，旧清华(一所综合性大学)死亡，新清华(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诞生。
陈岱孙一开始去的是中央财政经济学院(任第一副院长)，不久后又被调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他的后半生就一直在那里。
离开了清华的陈岱孙，每逢母校校庆日，都会早早穿戴整齐，在胸前别上写有“1920级”字样的红布条，手握请柬，静静地端坐着等候清华大学前来迎接的专车。到了校园里，他总喜欢在庆祝活动的间歇抽身到处走走，有时候会冲着新冒出来的建筑发上一会儿愣。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再也没有去过，那就是他的新林院3号。
（摘自《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5.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