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记得“延安名角”
1940年8月底，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后经延安返回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回到红岩使整个气氛都改变了。那时，我对他不熟悉，在延安的时候听过他作报告，我们从延安新来的这批年轻人在离开延安前，他和其他首长一起接见过我们，他还和我开过一句玩笑，说我是个“小广东”。
有一天，我抄完急电，小鹏不在，我拿着一叠电报到恩来同志处，他很快专心地读完，抬头看见是我，有点惊愕地说：“你不是那个小广东吗?”
我点点头。
他问：“你在机要科工作?”
我点点头。
他又问：“你在延安是哪个学校的?”
我说：“是鲁艺的。”
他又问学什么的?我回答戏剧系，又加上一句，我不喜欢演戏，我喜欢文学，但那时候还没有文学系呢。
他又问：“你演过戏吗?”
我说演过《农村曲》、《军民进行曲》，都是歌剧。因为我说话带广东口音，只能唱歌。
他突然像想起什么，哈哈大笑起来：“你就是《农村曲》里的春姑吧?”
我又点点头。
“那你在延安还是个名角嘛!”他又笑起来。
我挺不好意思地拿回电报回头就跑了。
不久以后我就被调到曾家岩五十号，在南方局文委工作了。
叶以群引我进入文艺圈
我从机要科调到南方局文委，大概就因为我曾在延安鲁艺学习过。
那时候文委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这里日常工作的仅有徐冰一个人，确实是忙不过来。周恩来向我交待，我的工作任务是开会时做记录，开完会有些具体的工作要我完成，主要是联络，有时是转达会议的决定。当时文委主要的人员其实只有几个人：冯乃超、胡绳、潘梓年。有时要发电报给延安请示或汇报，那时我连电报稿都写不好，往往是我起草好了就交给恩来同志修改了再发。因为人手少，徐冰很忙，所以一般的事就不必经过层层手续了，而是由恩来同志直接交办，我也常常是直接向他请示报告。可以这么说吧，我开始工作就是恩来同志手把着手教出来的。
记得我到文委工作后不到半年，恩来同志有一天和我谈话，问我在重庆文艺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只是我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陈荒煤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叶以群，并说以群是他的好朋友，如果有必要他会给我帮助。我告诉恩来同志，这封信一直还保存在我手中，因为在红岩嘴时，我是不能外出的，所以还一直没有见面并转交那封信。
恩来同志顿时笑了，说你也太老实了，应该向小鹏汇报呀，怎么能把一封信压了一年呢。随即他把叶以群的电话告诉我，让我联系上了就亲自把信送去，并告诉我说，你既然调到文委来工作，就应该尽可能认识文化界的朋友。
叶以群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和他通上电话，他知道我从延安出来，又带了荒煤的信，他很高兴，随即约我到重庆城里的广州大三元酒家饮茶。
当时叶以群住在重庆张家花园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他帮助老舍先生办协会的刊物《抗战文艺》。他也是上海时期左翼文化界的作家，和各方面联系很广，同时也是南方局文委与老舍先生的联系人。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常常通过他组织有关学术讨论。叶以群一直是南方局文委在外边的得力助手。由于我已经开始做些对外工作，所以用《新华日报》记者和编辑的名义参加文艺界各种活动，采访文艺界人士。经以群介绍，认识了老舍先生，还有住在张家花园里的臧克家、梅林、史东山、郑君里等许多朋友，以后巴金、冰心到重庆，我也在欢迎他们的茶话会上认识了这两位著名作家。
应该说叶以群是引领我进入文艺圈的第一人。
从没见过周恩来这样发火
一般地说，雾季戏剧演出的鼎盛时期是1941年冬季到1944年，演出的新创作优秀话剧有数十部之多。当时对戏剧评论也十分重视，不再是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报屁股文章，而是从戏剧内容、创作样式、人物描写各方面都认真探讨，当时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而恩来同志的特殊关注是最大的支柱。
我记得在1941年冬，中华剧艺社演出夏衍的《愁城记》，这是描写上海沦陷后的一群小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的，剧本写得比较平淡，演出上座率不高，恩来同志让我写一篇评介文章，我答应了，但我看过剧本和演出后，觉得这篇文章不好写，动笔了两三次都没有写出来，我不经意地放弃了。
岂料过了三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站在他桌前，他严肃地问我：“你的文章写了吗?”当时我一愣说没写。他问为什么不写。我说不好写，写不出来。当时他就有点不高兴地说：“不好写就不写了?这是交给你的任务。”当时我心里有点委屈，还感到恩来同志有点不讲理，说写不出来就不写呗。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要跑出房间，这时忽听到恩来同志把手一拍桌子，大声说：“你给我回来，怎么这样没规矩?这是领导在给你说话呢!”我大吃一惊，从来没见恩来同志发这么大的火。他接着说：“你有没有组织纪律?任务可以随便不完成吗?戏好你可以赞扬，不好可以批评，这是责任，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
我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慢慢退了出来。回到我的办公桌旁坐下，想起刚才那一幕，回过味来想想，感到自己太幼稚太无知了，已经工作好几年，怎么连基本的组织观念都没有呢?可能是平日恩来同志等领导对我太好了，什么事都是把着手教，从来没有大声呵责过，于是我自满了、骄傲了，真是要不得啊。
于是我拿起还没完成的稿子，继续写。忽然我感到有人走到我身后，回头一看原来是恩来同志，我一惊，立刻站起来低下头，他见我这样，用手把我按回凳子上，亲切地说：“年轻人难免有错，改了就好，稿子写得怎样了?”我眼泪就要掉下来，我说：“马上就完稿了，但写得不好。”恩来同志笑笑说：“过一会儿叫编辑部来取稿吧!”
这件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时时会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就好像是昨日才发生的一样。
过了没多久，恩来同志召集了一次南方局文委扩大会议，请来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章汉夫，还请来好几位副刊编辑，特别议论了有关戏剧评论文章的事。恩来同志说了文艺评论的重要意义。最后决定，文艺副刊尽量做到每戏必评，并指着我说：“由她负责组织稿件和撰稿。当然，你们每人都要动笔。”所以在那年的雾季中，戏剧评论文章是很多的。对戏剧演出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摘自《文坛风云亲历记》，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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